“下辈子您最想做什么？”

2003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梁衡在清华大学演讲，有学生发问。

“还是做官”，梁衡脱口而出。

台下哗然。

梁衡，1946年生，山西霍州人。1963年至196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求学。著名作家、记者、新闻理论家。曾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文｜新京报记者韩雪枫 实习生张艺

编辑｜胡杰

?本文约2528字，阅读全文约需9分钟

8月21日，北京万寿路甲15号院，梁衡的家。

71岁的他像是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老者，声音洪亮地招呼记者落座。他摇着一把蒲扇，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T恤，听说记者要拍照，回房间特意换了一件带领子的短袖衬衫，仍然是皱皱巴巴，袖口露出几缕丝絮。

尽管早已退了下来，但梁衡并没彻底休息。除却文学创作，他会经常就社会上的现象发声：他批评官员作秀，他批评一些人热衷“头衔”。

季羡林曾评价说，“梁衡是一位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

“享受岂能是头衔？”

“我冒昧地问一下，您是不是梁衡同志？”

前些日子，国家税务总局一位退下来的领导在小区里见到梁衡，走上前打招呼。

这次突然而至的交流源于梁衡2014年写的一篇杂文：《享受岂能是头衔？》，他在文中抨击了社会上有人爱夸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现象。“无论大的还是小的知识分子，无论做事还是做学问，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脚踏实地，不欺世盗名。”

这位领导向梁衡感叹：“社会上那种虚荣心太普遍了。”

而对梁衡来说，除却官职，他身上的头衔何其多：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记协常务理事、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等等。

但与社会上许多人喜欢在名片上印满头衔的做法不同，梁衡不爱拿头衔说事。以至于许多人谈起梁衡，给出的评价是他没有“架子”。

湖南《永州日报》记者蒋剑翔念念不忘与梁衡的几段交往。

2001年，蒋剑翔给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梁衡写信，求购他论述新闻业务的三部著作。

其实蒋剑翔写信时做好了梁衡不回信的准备。出乎他意料，梁衡很快就给他寄来了6本著作，还在每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蒋剑翔同志指正”。

梁衡说，不重视虚名和头衔，传承或许来自他的学生时期。

梁衡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时，因校长吴玉章年事已高，实际主持学校工作的是副校长郭影秋。

郭影秋的故事在学校广为流传。比如他出去开会，夫人凌静有私事，顺路时会坐他的专车一起出门。但是到了岔路口，凌静会自己下车搭乘公交。

梁衡觉得，这样的言传身教影响了自己一生。

不在草丛里装哑巴

梁衡最为人所知的“头衔”是作家——他是健在的作家中，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最多者。

他的《晋祠》、《夏感》、《海思》、《青山不老》、《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觅渡，觅渡，渡何处？》等等被选入各个版本的教材。

梁衡流传最广的文章，是选入教材30多年的《晋祠》；但要论最有分量的文章，他认为却是描写烈士瞿秋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曾对梁衡说：“你是我父亲的知音。”

为了写这篇文章，梁衡三访瞿秋白纪念馆，构思了六年才敢下笔。瞿独伊评价说，“让没有读过党史的人，也能清晰地感到父亲的思想脉络和他对党对国家的赤子之心。”

如今，《觅渡》全文被勒石刻碑，立在江苏常州瞿秋白纪念馆门前。

梁衡总想将一些历史人物身上的尘土洗去。他甚至还写了张闻天。

张是中共早期领袖，一生坎坷，“文革”中受尽冤屈。多年后的今天，尽管他早已被平反，但为他写纪念文章，有时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梁衡与那条若有若无的线打了半辈子交道，清楚地知道边界，但他没有避讳，执笔写出了《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

选入这篇文章的集子《洗尘》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在一片夺奖的呼声中却落选了。

这个结果让文学界议论纷纷。结果揭晓3天后，梁衡公开说，《洗尘》落选的原因是因为那篇张闻天的文章“敏感”，“有人打了招呼”。

他公开发声是为了向4位投他票的评委致谢：“不能人家站了出来，我却在草丛里装哑巴。这四位同志，三位报人，一位艺术家，坚持行使评委权利，我竟然没有得零票。大报风范，寒梅风骨。”

梁衡引用鲁迅的话说，“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梁衡在人民大学读书时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下辈子还想做官

“下辈子您最想做什么？”

2003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梁衡在清华大学演讲，有学生发问。

“还是做官”，梁衡脱口而出。

台下哗然。

学生议论暂歇，梁衡正色解释，做官就是做事，当大官者更容易成大事。各个行业中，只有官员才能发挥更大的能量为社会服务。

梁衡总觉得自己对国家负有责任。

2015年大年初一，梁衡看到新闻，某地开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报告采用“五言诗”的形式，一韵到底。

他当天写就一篇文章《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斥责“五言诗报告”背后是典型的官员作秀！

早年间在新闻出版总署当副署长时，梁衡曾筹集了6大卡车棉衣代表出版总署送往某贫困地区。当年初冬，当地的官员到北京来拜访他，他问起棉衣的事，地方官员回答说，衣服还在仓库里，等着春节时“送温暖”。

梁衡大怒，指着这名官员大骂：“你怎么知道自己早早穿上棉衣，先把自己的身子温暖起来再说？”

梁衡说，人民大学是他这种责任感的源头。

1963年，十七岁的梁衡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习。他总想起1965年的暑假，他和同学们从人民大学背着行李、水壶、冲锋枪，下连队去当兵。或者每年的盛夏6月，学校组织学生们到房山住上四五天，一人一把镰刀帮农民割麦子。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到人民大学时已经是深夜，学生们主动到操场集合，准备游行庆祝。副校长郭影秋知道后，主动到操场给学生讲国内国外形势，分析国家和青年的命运。随后还跟着学生一起游行。

“这种氛围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社会人，不是一个个体的人，更不是一个自私的人。”梁衡说，“人民大学让你了解社会，认识社会，有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