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同意陈永贵搬出钓鱼台的请求后，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积极给陈永贵找房子。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交道口一个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分为前后两个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后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警卫参谋张银昌、炊事员郭石头、司机汤占祥。这些人中，除了司机以外，其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去的。小院房间很多，足可供几十人居住，院里彩电、电话、乒乓球桌等那个时代的家具一应俱全。中央给陈永贵配了两部车，一部大红旗，一部日本进口小车。

搬出钓鱼台后，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娘很不方便的。”管理局说：“也可以派一个岁数大一点的。”陈永贵说：“岁数大一点儿照顾我更不合适，就我这几个人一块儿过吧。我就一个人，用不着那么多人照顾我。”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青一色的男人世界。

陈永贵因为是副总理了，所以周总理曾建议让他拿工资。但他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还是不拿工资好。中央又考虑到陈永贵的家属远在山西农村，理应转成城市户口，搬到北京住。陈永贵经过再三考虑，觉得把家搬进北京来不是办法，留在村里还可以参加劳动，自己回去还有住处，因此坚决不干。他说：“我住在北京，家里人还住在农村，还可以参加劳动，喂喂猪、喂喂鸡，挣大寨的工分，靠劳动吃饭。不仅他们的户口不能转，我这个副总理也不转城市户口，还是在大寨分口粮。”

为此，大寨还是照陈永贵在大队时那样，一年给他记一个出满勤的劳动力工分，一个劳动日分1元5角钱。这1元5角钱当时可以买3斤猪肉。大寨村干部知道陈永贵在外面花销大，曾打算给他补助40元钱，他坚决不要，说：“我拿了省里的就不能再拿村里的。吃双份粮是剥削。”

陈永贵要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加上不断有客人来，靠工分分红显然不够用。1974年以前，山西省委考虑到陈永贵兼着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经常到省、地开会，又要到外省去作报告，光靠大寨工分这几个钱是不够花的，就按省级领导干部待遇，每月补助他60块钱，后来又提高到100元。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每天的生活补助是1元2角，这样陈永贵每月就有了136元钱的补助，外加大寨一个劳动力的工分，就是全部收入。这钱由警卫员张银昌管理，到月底就掏出一个本子给他算帐，买了什么，花了多少。

陈永贵住到交道口小院后，人们去看他比在钓鱼台方便多了。大寨、昔阳到北京去的人多想去看看他，山西省的一些老同志到中央开会，也经常去看望他，有人去了甚至就住在那里。客人去了吃饭、喝茶、抽烟都是陈永贵管，这无疑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又加上北京的一些老同志经常到他家去，喜欢吃他家厨师做的山西拉面，这样一个月下来，他那几个工资显然应付不过来，常常是入不敷出。工作人员想按中央规定申请一点客饭补助，陈永贵不让，说：“我个人的客人，怎能让公家出钱？”

有时政治局、国务院开会，中午不能回来，到了月底，不是怀仁堂，就是中南海的账单子就送到“陈办”来了，上面列着“首长本月开支”：某月某日，烟一盒，×角×分；某月某日，午饭一顿，多少多少。就连政治局开会喝的茶，人民大会堂每月都要开出收费单来。这都得由张银昌登门付帐去，一分也少不得。有时陈永贵也对着这些账单说：“我就知道进了北京费钱！这还是家没有往北京搬。要是一起进了北京，那麻烦可就大了。”

1975年10月，我到北京开会，顺便去看陈永贵，觉得陈永贵比在钓鱼台住着时情绪好一点，生活也比在钓鱼台方便，能吃上家乡饭。我说：“你这缺什么，我给你弄一点来。”

陈永贵说：

“你可不要给我捎东西了，捎来倒是添麻烦。前一段你给我捎来莜面、荞面，陈锡联、纪登奎来看我，我留着他们吃莜面推窝窝、荞面饸饹。他们说‘多年了没有吃上这饭’，以后过两天就跑来改善生活。不光他们来，还带着别人来，哪能应付得了？”

我说：“这用不了几个钱。”

陈永贵说：“我现在当了官了，你看看，房倒住得不错，可什么贵重东西也没有。其他东西我什么也给不了你，我知道，就是有，给你你也不要。书倒是发得不少，你爱看书，你看看愿看什么就拿上看吧。”

我到书架上看了一下，说：“你这书我都有。就是有套《张国焘回忆录》没有读过，我拿上看看。”

中央规定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以上的干部，由北京市二商局发给特供本，拿着这个本差不多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陈永贵说：“特供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有买过，你跟银昌要上，看需要买什么东西，买一点儿。”我说我什么也不买。

陈永贵的嗜好是饮酒、抽烟。高兴了，一次能喝二斤酒。烟瘾特别大，靠他那几个钱是买不起好烟的。在家时，陈永贵是种烟好手，也是炮制旱烟的专家。大寨大队当时也像其他大队一样，每年总要种烟，然后分给村里的烟民自己炮制。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进了北京，经常在政治局开会，接见外宾，总不能在脖子上再挂上一条旱烟袋，就只好买纸烟了。他的经济收入不允许他抽好烟，有一种烟1角3分钱一包，在北京买不到，只有太原一家宾馆有，所以陈永贵每次到太原就买一大包带回北京。后来这种烟没卖的了，他便买3毛多一盒的“前门”烟。这样，他的收入还能应付过去。

陈永贵抽烟的方法与众不同：划一根火柴，点上没有过滤嘴的烟，第一支快抽完了，离手指不远的时候，就把第二支在桌上顿一顿，上截就有一个口口，把前一支塞在里边，动作非常准确、连贯。他这样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抽上半天，烟抽了有七八支，也只留一个烟头。外国人看了非常惊奇，国外不断有报纸报道陈永贵的抽烟法。

陈永贵还要考虑儿子在村里念书，要出学费；还有孙子，爷爷回去不能不给带点玩具；还有邻居亲戚，也得买点吃的、穿的。俗话说开门七件事，陈永贵却不止七件。这样一来，问题可就大了。张银昌是管帐的，知道他的家底，就想了一个办法，每次回大寨就把永贵家里的棒子面、小米塞进卧铺车厢，跟农民赶集一样，一包一袋把软卧车厢塞得满满的带进北京。按照陈永贵的级别，即使坐火车也是一人一节软卧车厢，他却说：“讲那个排场干什么？一起坐。”

首都人吃饭也凭粮票，总不能把大队分的玉米也往北京拖。怎么办？张银昌将玉米拖到县城粮食局去换粮票，一斤换九两，还得是全国粮票，到北京再换成面票。面条是两角五分钱一斤，有时回大寨，还从北京买了带回去。

陈永贵带的第一个厨师是他旧社会认下的一个做饭的朋友。陈永贵进了北京，难忘旧情，就带在自己的身边，想让老朋友跟上享几天福，见见大世面。虽然这个厨师人品好，手艺也不错，但毕竟是老了，而且只会做昔阳风味，最要命的是他用北京的富强粉拉不成山西拉面。无奈之中，身边人建议另换一个年轻些的、手艺高些的，于是从大寨接待站调去了郭石头。后来，石头想转户口，吃供应粮，陈永贵说：“我还是农村户口，你转什么户口哩？”

人们到北京去看陈永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的是时间多了没有见面，正好到北京有事，就想去看看他，有的是得了重病，让陈永贵帮忙找医生检查、治疗。一去了就在他家吃饭或是住下。大家知道他的钱不多，有的去了也带点吃的，交给大师傅或是张银昌，一般是不让陈永贵知道。可是有时候也瞒不过他，一经发现就要追问个水落石出，再三叮咛一定要给人家付钱。过几天他又会问钱给了人家没有，张银昌只好说“付了，付了”，其实并没有付。这钱是无法付的，带东西的人怎肯再收这点钱？

陈永贵在北京的饭食很简单，早上喝小米稀粥，啃个馒头，吃点老咸菜，中午最多两个菜。有时他也买点猪肉或者羊肉，基本不吃鸡、鱼。有一次算帐时，他见账单上有鸡，就问：“什么时候吃过鸡？”张银昌只好如实回答：“有一次××首长来不是加了个菜？”

人总是有来往的。住在北京的老同志来了，有时也给他拿点东西，可是不能只来不往呀，人家给他送了，他也得给人家送一点。没钱买，他就想出了一个穷办法：东家送给他的礼物他送给西家，西家送的他送给东家，只要不原物奉还就行。

1979年，陈永贵请求辞职。他的辞职申请批下来后，国务院那36元补助便没有了。接着，根据中央安排，国家把他和他的老伴及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孙子四口人的户口转到了北京。他的工资定为200元，一家四口都要靠那200块钱生活。这时，他就又抽起了旱烟，用上了早先挂在脖子上的烟杆。

陈永贵是中央高层领导里的穷人。他从当支部书记起，到离开副总理的职位，没有改变冬天黑马褂、夏天白布衫，头扎白毛巾的装束。这件事情曾让毛主席很感慨，一次开会时，意味深长地说：“永贵哪，你的官做得那么大了，还是那个装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