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90周年报庆，曾经领导早报长达18年的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总编辑林任君与本报副采访主任曾昭鹏对谈。他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畅谈大环境的变迁、新闻室的改变，还有中国市场对早报的价值。

谈大图像

您曾经担任《联合早报》总编辑多年，与10年前相比，早报有什么显著的不同？

作为一家主流印刷媒体，早报无论是在编辑方针、专业原则等办报理念方面，或是在作业流程、把关程序等运作方式上，与过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大致上保持了延续性。

不同的是，环境的改变使它的精神面貌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环境改变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政治环境；另一个是媒体环境。这两方面10年来的转变很显著，对早报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促使它在内容方面更趋多元，在呈现方式上更多样化，既包含来源更多更广的新闻和更多不同的声音，也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传送内容，并与读者受众进行更大的交流和互动。

在环境变化的大图像中，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趋势和现象，可能影响早报的未来？

从政治层面来看，现在的受众和读者不同了。虽然华文报读者大致上还是比较熟悉纸媒，靠传统媒体获取资讯，不像英文报读者，但因为整个政治环境在改变，我们也必须顺应这个发展。所以对于比如说反对党或不同政见者，以及非官方史观的报道，对呈现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早报也紧跟社会的步伐在改变。

例如从2006年大选开始，对反对党群众大会的报道，无论是图或文，其实已有相当明显的改变，2011年更不用说。这样的发展是不可能扭转的。

在互联网方面同样如此，我们看到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包括来自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冲击。华文报发行量过去的下降程度，由于语文的原因，比英文报快。但这几年，它的降率相对比英文报慢，这是因为新媒体对英文报的冲击更大。不过，从绝对数量看，华文报的下降幅度还是不小，因为我们的基数本来就比较低。当我们向互联网发展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华文报跟英文报读者的不同。推出数码产品后，英文报电子版的发行量显著增加，我们的增幅有，但没有这么大。尽管如此，数码版订阅配套的推出，让我们的发行量稳住了阵脚。

报章盈利下滑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下，早报是否与其他报章集团一样，面对一个恶性循环的风险，就是在创造优质产品方面，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面对一些局限？

先说盈利下滑，尽管纸媒的处境今非昔比，报业控股的盈利率仍相当可观。在真正市场化的媒体世界，在挂牌的传统媒体公司当中，盈利幅度可与本集团媲美的可说是凤毛麟角。由于我们的盈利不错，员工的整体待遇并不差，跟个别行业如金融业也许不能比，但比上不足，比下还是绰绰有余的；尤其跟全世界同行相比，我们的情况算是相当好。

因此，我们还是有能力、有财力进行必要的投资，包括人力方面的投资。我们必须继续积极吸引人才并留住他们，给予他们充分的机会和能够发挥所长的环境与条件，对公司做出贡献，开拓新业务，开创新产品，让公司可以持续成长。也只有在我们有足够的财力并有意识地投放资源，有意识地培植人才时，才能够进一步发展业务，维持盈利，确保盈利下滑与投资不足的恶性循环不会出现。无论是集团或早报的管理层，对人才都非常重视，也愿意在这方面进行必要的投资。对早报这份新加坡的旗舰华文报而言，维持一支高素质并与时俱进的华文新闻队伍，让这面文化旗帜继续高高飘扬，更是它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创造优质产品方面，我们有什么条件在过去的基础上创新？创新需要什么元素？

作为主流媒体，我还是认为我们相对于互联网媒体的优势，在于高质量和可信的内容，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够立于不败的主要原因。这方面必须加以巩固。我们必须继续确保报纸的内容通过慎密的构思、筹划、采集、查证和把关等严格专业程序，不但维持最高的可信度，也保持高度的可读性，为读者提供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丰富内容，以及能引起他们共鸣并感到休戚与共的公正言论。我们目前的竞争优势，就是建立在这么一个优质产品上面。

但我们不能停步不前，而是必须在这个坚固的基础上改进创新，利用新的平台将这个优势发挥得更好，例如提供各种灵活的订阅配套，让读者和受众可以通过移动媒体更快地获取早报的内容或报纸来不及刊登的最新消息，从而开拓新的业务和盈利途径。这是势在必行的，问题是怎样进行，如何在稳中求变，保持均衡的发展，以确保纸媒的价值或整体的利益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损害，这方面的拿捏并不容易。在进军新媒体平台方面，英文报可以走得快一些。

由于华文报现有读者对纸媒的依赖程度还是很大，我们不能一味求快，必须渐进地、根据他们接受新媒体的程度调节转型的速度和步伐，有针对性地配合进行。

在内容方面，我们也应该根据读者的需求和口味的变化进行调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从读者的反应感觉到，早报是他们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伙伴，能充分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吸引他们的不只是新闻、言论，也包括多姿多彩的副刊。我们的一些副刊、文化方面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而这是英文报或其他媒体所无法提供的。能够同时提供东西方文化素养，兼顾传统与现代艺文，对本地文化活动进行广泛报道，为本地文学作品提供发表园地，这些都是早报的优势，是早报维系广大读者的感情和使他们爱不释手的元素。这些都是早报在创新变革过程中所不能轻言放弃的，我们必须对自己的价值有充分的了解。

您觉得五年后的早报，将会有怎样的形态？此时该做怎样的准备和部署？

在媒体环境瞬息万变的今天，要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并不容易。早报的今天来之不易，必须维护，但却不能固步自封，而必须在原有的坚厚基础上求进求变，踏踏实实地迈开脚步，一方面朝多媒体发展，一方面进军海外，尤其是开拓中国的市场。早报网在中国大陆深受欢迎和深具影响的事实清楚显示，早报在神州大地有无限的发展潜能，我们必须抓紧这个机遇进入这个庞大的市场。我曾在谈论早报应同时驾驭不同媒体平台时比喻：我们应该脚踏两只船，齐头并进：一是传统媒体，一是新媒体。对于媒体市场也是如此，早报应立足新加坡，但也应在中国拓展。

谈新闻室

新闻室是社会的缩影，近年来早报记者有显著的变化，您怎么看待新闻室人才的流动和代谢。还有您的观察，不同年代的记者，价值观有什么不同？

新闻从业员的价值观的确反映了社会的变化，今昔之别肯定很大。我们那一代人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对许多人来说，加入报馆并不只是选择一种职业，而是追求一个理想，因此加入报馆后不会轻易离开。此外，过去的经济变革步伐没有今天快，机会也没有那么多，加上报馆的工作比较稳定，因此流动性不高。当年因为有南洋大学，比较容易找到一批华文根底较深而又兼通英文的人才，这些人长期以来成为华文报新闻室的骨干，但他们多数已经退下或接近退休年龄了。

新一代的华文报从业员是在双语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实际上他们接受的是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教育，英文能力明显比上一代强，而华文能力就相对较弱，当然也有可喜的例外。由于双语能力强，加上经济迅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大增，尤其是能很好地掌握双语的人才，他们工作几年累积了经验之后，往往成为被物色的对象。因此，新一代的出路很多，流动性比较大。

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已起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具有多元价值观，讲求个性而较不服膺于传统规范；他们对雇主不像上一代人有着“从一而终”的效忠观念，想趁着还年轻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尝试不同的东西，然后才做出明确的抉择。

其实，更换工作获取不同的经验已经是今日职场的常态，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只希望其中一些人“出去看看”之后发现新闻事业还是最适合他们，愿意回来。对这些人我们同样珍惜。

新一代华文报同事和上一代的价值观虽有不同，但他们之间却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对华文的感情，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与热爱，以及对华文新闻事业的热忱。这些共性，加上年轻记者在成长过程中的耳濡目染与潜移默化，将华文报的核心价值观逐渐内化，就形成了让华文报事业得以一代代传承的DNA。

不少年轻记者是第二代新移民，反映了新加坡社会的变化，对这个现象您有什么解读？

是的，报馆的一些年轻同事是随着父母到来的第二代新移民。他们当中有好些是在本地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也就是从少年时期开始就在新加坡成长的。这些年轻人能够很好地掌握双语，华文能力强，选择进入能发挥特长的华文报不足为奇。他们和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了解本地情况，思维方式和一些价值观也很相似，因此在适应新闻工作环境方面和本地人没太大的不同。

作为外来者，他们经历了融入新加坡社会的过程，对生活方式和文化差异等方面的感受会比较深刻，对周遭环境和事物也会比较敏感，这方面的历练使他们成熟得更早，也转化为优势，弥补了他们起步时所处的劣势。

无论是土生土长或新移民，只要有能力、肯干、愿意奉献，我们都一视同仁，当作宝贵的人力资产，加以珍惜。

您对年轻记者有什么期许和忠告？

我们那个年代加入新闻工作，除了上面提到的负有一种文化使命感之外，也怀抱着希望改变社会的理想。我当年加入报馆之前已有一份工作，薪水不错，但为了投身新闻事业，即使减薪超过三分之一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当时很多人笑我傻，但那些年我们就是有这么一股傻劲。

现在时代已不同，但每一代人都应有呼应新时代的理想和抱负。新加坡的发展已进入一个转折点，政治新常态赋予媒体新的使命、新的挑战。媒体的环境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媒体既对传统媒体带来严峻的挑战，也给它带来了全新的契机，无限的可能性。

无论是政治权力与主流媒体之间，或新旧媒体之间的博弈和交激，我觉得都很让人兴奋和向往。我希望年轻记者拿出激情和理想，去迎接这些挑战，去尝试影响读者，改变社会。

还不要忘了，新媒体技术加上高素质的内容，使我们可以将早报的影响力投射到国际上，尤其是中国。在国内，早报作为一个国家事业，作为本地重要的文化机构，对新加坡华文事业以至整体文化的发展，肩负着责无旁贷的重任。这些都应该是新一代华文报人的抱负和使命，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满足感。因此，我希望今天的年轻记者能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愿景，让怀中的理想燃烧起热情，不但继承好前人努力守护的文化香火，还要突破创新，为早报开拓新天地，将华文报业进一步发扬光大。

林任君： 投入更多资源 发展中国市场

谈中国

早报的中国元素是它的一个特点，也是它一直有意识经营的层面，如今已有相当突出的成果。您认为，早报应该如何维持和加强这个优势？目前许多机构利用大量资源去认识中国、报道中国。对于早报的中国报道和业务发展，在资源的投入方面，您有什么想法？

我一直强调必须维持我们的独立性，用第三只眼看中国。早报不是中国媒体或侨报，而是新加坡人办给新加坡人看的报纸，因此对中国采取客观抽离的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国有一种“同情之了解”，即使对它批评也是出自善意，最低限度没有敌意。我们应该坚持这样的立场，秉持这些原则，我们要继续用专业、中立的态度来报道中国。

中国读者知道我们的这个出发点，知道我们的专业客观原则，因此比较能够接受早报——不只政治领导层如此，在知识界、媒体同业以至一般读者，也对早报的这一立场相当认同。他们当中有很多已成为联合早报的忠实读者，对早报产生了好感。因此，早报在中国大陆已是个著名的品牌，这使它在中国市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能。

我们应该投入更多资源，发掘这个潜能，发挥这个优势，发展早报在中国的市场。早报印刷版多年前就在中国登陆，早报网也能够在中国顺利落地，这是重要的事实，得来不易。

从1980年代末期至今，我们也一直都有在尝试，包括曾试图与中国媒体合作经营一些项目，但都因为一些客观的、主要是中国媒体政策的因素而无法实现，因此至今为止还没有在中国实地“开店营业”。

但现在，中国的市场日益蓬勃，政治领导层不断巩固开放的决心和信心，英美的报章如《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华文网站都已进入中国发展，也许时机更为成熟，我们没有理由不再尝试。

10年前在早报庆祝80周年报庆时，您曾说：“不信东风唤不回。”此时，您认为东风出现了吗？它发挥了什么作用？您对未来又有什么展望？

东风肯定已经来了，而且越刮越大。单看我们周围的变化，你已经感觉得到了——从人们对早报和华文的态度的明显转变，对早报提供的中国新闻及评论的密切关注，以至对一般华文信息的广泛兴趣，都可以看得出来。

另一个明显的迹象是早报“高档”广告这些年来的大幅度增加，它们的对象显然包括购买力高的大量中国移民及旅客。这些都是东风的效应。中国的经济崛起带来了大量的商业机会，促进了新中两地商人、旅客和学生的流动，更大大提高了华文的价值。这些都是东风的例子。

随着中国的经济以至整体国力的不断增长，以及新加坡人的亚洲意识日益升高，东风只会越来越强，华语华文的价值也将跟着进一步水涨船高。生命力顽强的本地华文秧苗，虽经严酷干旱的摧残却没有枯萎，如今在凉快的东风吹拂之下又开始呈现欣欣向荣的生机。

东风不只唤回来了，而且是漫天扑面而来，这不只是早报的契机、华文媒体的契机，也是新加坡华文事业的契机。早报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当年的这个信念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是越来越坚定了！

我们应该脚踏两只船，齐头并进：一是传统媒体，一是新媒体。对于媒体市场也是如此，早报应立足新加坡，但也应在中国拓展……我希望今天的年轻记者能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愿景，让怀中的理想燃烧起热情，不但继承好前人努力守护的文化香火，还要突破创新，为早报开拓新天地，将华文报业进一步发扬光大。——林任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