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人在宋末元初就踏上异国谋生之路，至今已近千年的历史。现在海外的文昌华侨已达一百二十多万人，分布六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他们在异国他乡谋生与创业，以及生活的历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其中艰辛创业、厚报长恩、力涉政坛、报效桑梓、赤心报国等文化更是光芒四射，不仅照亮了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也温暖了家乡和祖国。

艰辛创业文化，是一种充满坚韧与毅力的文化，它代表着愿意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文昌人远走异国他乡寻求谋生与创业之路，这其中固然与国内战乱有一定关联，但更为重要的是文昌人外出谋生传统观念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文昌民间流传的“四山锯锯，桥过在屋”的观念，就是其中之一，即男儿志在四方，敢于踏出家门，勇闯天涯。这还与文昌居民多为闽南迁移的后裔，受闽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关，具有以四海为家与开疆拓土的思想意识。因此，从宋末元初起，就陆续有不少文昌人迈出了去异国他乡谋生创业的步伐，尤其清末民国时期人数越来越多。父带子，兄带弟，亲人结伴成群，甚至有些村庄青壮年男儿几乎是倾巢而出，背井离乡，踏上异国他乡谋生与创业征程。其主要去向是东南亚国家，尤其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居多。时至今日，文昌华侨在泰国达50多万人、在马来西亚达35万人、在越南达15万人。

他们并不是认为异国谋生与创业比在家乡容易或轻松，而昰外出谋生与创业也许空间更宽、机会更多，又能锤炼出闯四方的胆魄，最终能成为生活強者。事实也证明，他们去海外谋生与创业并非一路顺风，历经崎岖与坎坷，背后隐藏着很多的艰辛与心酸。父母与妻儿含泪送行，有些荣耀回归家园；有些却没有音信，甚至父母与妻子等到老去都没再谋面。他们不仅要远渡重洋，面临路途的险阻，还要适应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面对生活习惯的不同，以及工作环境的恶劣，障碍与困难重重。初到异国他乡的他们，只能从事既艰苦又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搬运、开凿挖矿、木材采伐与加工、金饰加工、垦荒种植，以及基建与酒店服务等劳作。尽管体力劳动异常艰苦，但他们始终展现出任劳任怨与坚韧不拔的精神，不忘初心，努力打拼出属于自己的天地。一旦完成原始资金积累，他们就会想方设法，以已之长，另起炉灶，或是借钱，或与同乡联手合作创办经济实体或企业，拉开创业的序幕。如创办木材加工厂、金饰加工坊、稻谷加工厂、以及日用商品零售与批发等，从小型经济实体起步，奋力图强，逐步扩展其规模，以及延伸到多种行业，直至功成名就。譬如，文昌铺前人郑心平，1924年踏上泰国谋生之路，初到时在岳父的餐饮店里当一名伙计。他虽然有岳父这棵大树为其遮风挡雨，但是他并不就此止步，而是向岳父借300泰铢，在曼谷郊区开起一家小杂店，经营销售一些报刊杂志和日杂品，开启其独自创业的艰辛历程，并一路壮大与发展，终成为泰国知名企业家。始至今天，他虽然已故，但他的后代继承了其衣钵，不仅实现集团化经营，且涉及零售百货、酒店、地产、旅游、制造、餐饮等产业，现已成为泰国五大商业集团之一。如其类同的谋生与创业并取得成功的华侨宛若雨后春笋，比如陈修炳，陈庆春，符致炳，叶保山，符建轼，邓文珑，陈闻珊，符运锡等，就是成千上万事业有成者的杰出代表。他们所取得的骄人的成就，不仅体现了他们的聪明与智慧，更彰显了他们艰辛付出与不懈探索的精神，展现出了独特的风采。

厚报长恩文化，主要是感激父母的恩德文化。文昌华侨在艰辛谋生与创业过程中，一直是以爱人之心做事，感恩之心做人，视父母之恩深似大海，无以为报。他们始终铭记父母与亲人的恩德，不仅尽其所能给予经济支持，还出资金为父母与亲人建造房子、购买耕田与家畜，以及创业与立业等。当年，建设房子对乡下的父母与亲人来说，可谓是“天大”的事，更谈不上建造好的房子了。故乡文昌又是强台风多发地，建造坚固的好房子更显得尤为重要，既能抗风，又能让父母与亲人住得安心，又免得强台风时牵挂父母与亲人的安危。因此，远离故乡的他们，把给父母与亲人建房子视为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父母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其不仅为父母与亲人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提供一个温馨的家园，且解决父母与亲人的后顾之忧。所以，在文昌乡村中常见到华侨给亲人建造的房子，不仅具有较强的抗风能力，且宽敞堂皇，不少还带有南洋风格的大院与房屋。如头苑符家大院，会文侯家大院等，都印证着当年他们炽热的报恩之心与孝心。但是，他们认为没在父母身边报恩与尽孝，总是冥冥之中感觉有缺陷与不足，所以他们一直对厚报长恩这种文化难于释怀。因此，他们费尽苦心，在故土上建起永久性的缅怀父母纪念亭，如在文昌公园的《郭母亭》，在抱罗的《冯母亭》等，以及各种各具特色的纪念父母的建筑物，以此来表达对父母深深的怀念与缅怀。这是文昌华侨独具一格的纪念父母文化，也是他们尽孝的一种特殊方式，更是一种优良品德。他们认为尽孝报恩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只有这样家庭才和睦与温馨，社会才文明与和谐。

力涉政坛文化，是一种涉足或深入参与政治领域的独特文化。他们的骨子里和血液中传承着闽南人善于经商的优良基因。同时，他们的思想中也蕴含着从政的意识。他们不少成功的企业家，甚至是国际著名企业家。为了提高文昌人，仍至华人在异国他乡的身份和地位，为了让文昌人身上的拼搏创新精神影响更多的华人后代和当地人。这些成功的企业家慢慢开始步入政坛，尤其是在华侨较多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他们开始在政坛或军界崭露头角，随后这一文化逐渐蔓延至世界上其他国家。比如在泰国，竟然出现泰国第九任总理朴·沙拉信为家长的“总理家族”，其中长子篷·沙拉信1968年任泰国内阁总理。云茂修为家长的泰国“部长家族”，其中长子云逢本任过泰国预算局局长，三子云逢松曾任泰国银行副总裁，皆堪称政坛奇迹。还有蔡乌泰担任过泰国商业部部长、国会主席，以及黄闻波，林明利，桑滴·林通坤等在泰国政府中任要职。在新加坡，有第四任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以及曾任过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在老挝，凌绪光曾任过老挝外交部长、副总理，以及任过老挝卫生部部长云大仪博士等。在马来西亚，王茀明当选为马来西亚国会议长，曾出任过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副议长翁诗杰等。在柬埔寨，获和亚太地区论坛领袖“杰出人物”称号，柬埔寨首相洪森夫人，文昌人后裔文拉妮等。他们都是政治领域的精英人物，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尽职尽责地为民众谋福祉。他们展现出了华侨政治人物的雄心壮志和高风亮节的精神品质。

除此之外，文昌华侨中还涌现出了一批文化科技精英。如在美国的邢福钜航空工程专家，有军用高速飞涡轮内冷却系统，轴承方面的转动轴承，涡轮机气密封三项发明。林汉生历任美国加洲大学历史教授、美国太平洋研究所主任、《研究专刊》总编辑，发表中英论文30多篇。在新加坡的吴德耀，是新加坡著名学者与教育家，曾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还有新加坡散文家莫河（黄昌虎），漫画与杂文家翁翼，诗人与学者詹尊权。马来西亚著名雕塑家李忆著，泰国著名诗人符绩忠等。他们凭借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不断求索的精神，不仅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也成为了故乡人的骄傲与荣光。

报效桑梓文化，是一种无私奉献、回报家乡的文化。文昌华侨在海外谋生与创业的初衷非常朴素，只是为了自己与家人的温饱。然而，随着事业的成功，他们心中涌起了浓浓的乡情，认为为家乡繁荣贡献一份力量，不仅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更是一种荣誉和骄傲。因此，文昌华侨毫不犹豫地捐出自己的真金白银，支持家乡的学校、医院、公路与桥梁等公益事业的建设。其中，捐款建设学校尤为突出，为文昌教育事业作出卓越奉献。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文昌八成的学校均为华侨捐资所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捐资建设学校等公益事业更是热情满满。如现在的文昌华侨中学就是侨界人士1956年捐资创办的。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文昌华侨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回家乡捐资建设教育等公益事业。如邢李㷧2005、2006年间，捐资5000万元建设联东中学和文教中心小学。潘正洲先生2008年捐资1000万建设翁田文苑小学，陈文民先生捐资300万兴建文昌中学教学综合楼。田家炳先生捐资250万元扩建田家炳中学，邢诒喜先生投资500万元创办诒喜幼儿园等。文昌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几乎都有华侨的捐资。因此，文昌能有如今的优质教育硬件与环境，华侨作出了卓越的奉献。他们不图任何回报，只是出于浓浓的家乡情怀，自觉地报效故乡。他们的目的是创造越来越好的环境，让更多的孩子上好学读好书，将来成为建设家乡或国家的栋梁之才。

此外，文昌华侨还热衷于回家乡投资创办企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他们的投资涉及农业、工业、房产、渔业，以及文化产业与酒店宾馆等行业，为文昌的经济建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激活了家乡经济的发展。此外，文昌华侨投资兴建的文城骑楼、铺前镇骑楼、会文镇骑楼，以及海口市骑楼等，是当年一道亮丽的楼房建设风景线，不仅有效地带动了当时的经济建设，也让人感受到了南洋风格建筑的独特魅力。现在，这些骑楼中有不少已成为海南各级政府的保护文物，并成为海南建设自贸港吸引众人目光的亮点。

赤心报国文化，是一种以赤诚之心报效祖国的伟大文化。文昌华侨思想开明、积极进步，对清末的衰落与无能，以及民国初期的混乱纷争与民不聊生，深感痛心疾首。在祖国面临劫难之际，他们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以国家大事为已任，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救亡图存的行列之中。许多华侨仁人志士纷纷回国，积极捐献资金与物资，支援救国运动。例如，泰国华侨云茂修，卖掉家中产业，支持中孙山辛亥革命，受到孙中山的赞扬。泰国华侨林文英是海南参加辛亥革命第一人，追随孙中山宣传爱国想，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于1914年被反动派杀害。马来西亚华侨郭巨川、郭镜川兄弟不仅协助孙中山出资进行反清宣传，还慷慨捐赠巨款援助革命行动。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文昌华侨的表现更是可歌可泣。成千上万华侨捐赠巨款和大量物资，支持抗日救国与觧放战争。同时，大批青年与工人克服重重困难，踏上回国征途，奋勇奔赴前线参与战斗，或在后方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支援前线。在抗日期间，闻名于世的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共有八百多名海南机工参加，其中文昌华侨机工达二百多人，不分昼夜，穿梭在崎岖的滇缅公路上，并常遭敌人的空炸与围追堵截，冒着生命的危险，抢运抗战物资回国，支援国内抗日。有些机工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如符气簪殉国时方29岁。此外，琼侨为了抗战，成立联合会回乡服务团，如香港团、星洲团、越南团等，共计二百四十多人参加，其中文昌华侨志士达131名。其三个团的团长都是文昌人，尤其越南团符克团长，他不仅活跃在琼崖城乡，且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参加抗日救亡斗争，1940年8月不幸被敌人杀害，为国捐躯时仅26岁。他们前仆后继，血浴奋战，英勇抵抗。如1955年授予开国少将的符确坚，参加过长征的谢飞与云广英，以及钟怀琼，韩托夫，韩烽，云昌万，唐民，何良等，都是文昌华侨的杰出代表。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文昌华侨都表现出坚贞不屈的精神，他们血染沙场，为国捐躯。如皖南事变就有不少文昌华侨不幸遇难。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从界世各地回国参战的文昌华侨达数千人，他们舍生取义，洒热血，抛首颅，视死如归。如符克，潘藻江等人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英勇就义。他们以赤子之心，矢志报国，用铁血铸就英魂，用丹心谱写华章。

文昌华侨文化，其实不仅在海外发扬光大，而且早已从海外传回到了家乡，并且融合到了海南岛上文昌人生活方方面面，让海内外的文昌人拥有了共同的精神内核。这些珍贵的文化传承，正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们既照亮文昌人的内心，也引领着海南人前行的步伐，相信海南自贸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作者简介：符永涛，海南文昌人，中国民族史研究会会员，职业编辑，曾在《人民日报》、《海南日报》等报刊发表几十篇文章，其中《如何开发海南旅游饮食文化》在巜海南日报》发表并获得征文比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