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符永涛

文昌地处海南岛东北部，古时称作紫贝县，于唐太宗贞观元年更名为文昌县，迄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的漫长历史。其文化底蕴深厚，乃是海南闽南文化的发祥地。北宋庆历年间，文昌人就修建了孔庙，这有力地佐证了文昌崇文重教文化源远流长。伴随历史的演进，文昌崇文重教文化愈发大放异彩，至明清时期，此地享有“一里三进士，七里八举人”的美誉，进一步细腻地勾勒出了其文化的神韵。

深入探究文昌这片土地上崇文重教文化的开拓者，能够确定无疑的是进驻文昌开疆拓土的各姓氏始祖。他们几乎均来自唐宋时期文化昌盛的闽南与中原地区，其中绝大多数为政府官员或军队将领。例如符氏始祖符元生，于唐朝末期（891 年）进驻文昌，官至正二品（唐朝丞相官位为正二品）。他们不仅学识渊博，具备较强的传道授业能力，而且阅历丰富。他们的切身体会，正如欧阳修所言：“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故而，他们都怀有强烈传播文化的意愿。如《韩氏族谱》记载：“韩氏始祖韩显卿公，宋光宗绍熙元年，奉命入粤任廉州太守。次年即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 年）从雷州东溪，携妻儿抱谱迁琼州，后定居于文昌锦山，设【昼锦堂】传播中原文化，教化当地民众”。由此可见，他们进驻文昌后，便播下了崇文重教文化的炽热火种，犹如闪烁的星辰，璀璨耀眼，普照文昌大地，温暖着文昌人的心。其与文昌第一所官办教育——文昌学宫，携手共进，开启了中原文化、闽南文化与儒学的传播之旅。他们的后代不仅继承先辈的衣钵，还加以弘扬，持续在文昌深耕崇文重教文化的土壤。遗憾的是，至元朝，当时的统治者歧视南方人，尤其海南人，限制了崇文重教文化的发展，文化教育步入黯淡期，举步维艰。

然而，元朝历史仅 97 年，崇文重教文化已然深深融入文昌人的精神血脉。即便文化教育受到严格管束，在文昌广袤的乡村大地之上，学堂私塾依旧以顽强的生命力悄然繁衍，虽如点点微光，却照亮着崇文重教文化迎接黎明。

好在历史很快改朝换代，至明清时期，曾经被元朝遏制的崇文重教文化迎来曙光，犹如久旱逢甘霖，得以蓬勃发展，焕发出迷人的风采。文昌当地的仁人志士不仅兴办私塾学堂或书屋，兴教助学，而且与官方通力合作，共同奏响其前行的激昂号角。如符氏十三代符兰瑞公，在明正统期间于如今的铜鼓岭上建一私塾书屋，让宗亲与当地孩子能够上学读书。他的儿子符势聪便是其中一员，明正统十三年（1448 年），年仅十六岁就随表兄邢宥赴京参加科考，不幸病逝于考生客舍。其后，主考官阅卷时，对符势聪的文章经纶才学颇为赏识，依然呈送御览，皇帝惋惜其英年早逝，敕封符势聪为礼部提控，以表彰其品学精神。因此，后人尊称符势聪为北京公，他曾经就读的书屋被后人亦称“北京公书屋”。又如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林有颚邑申与文昌知县贺沚联手修建玉阳书院（嘉庆九年改为蔚文书院），成为文昌当时的最高学府，宛如百花园中一束明艳夺目的鲜花，为文昌崇文重教文化树立了崭新的标杆。

在众多教育机构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社学的蓬勃兴起，如兴贤社学、东山社学、佑德社学、会文社学等，陆陆续续在文昌出现了八十所社学，使文昌办学兴教进入鼎盛时期，读书识字的人日益增多。

此外，明清时期修建祖祠蔚然成风，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修建祖祠，并普遍在祖祠内增设学堂、书斋、书屋等教学读书场所。如龙楼符氏十三代符德龙公祖祠，就兼置了学堂。现今的嘉德小学便是由其祖祠学堂演变而来。祖祠兼置办学，既方便宗亲与当地孩子上学读书，又能让他们身临其境领悟先人的励志事迹，接受教育。在明清时期，祖祠办学在文昌各地风靡一时，是乡村孩子上学读书的主要场所之一。学堂、社学与书院等相互辉映，犹如百花争艳，芬芳四溢，令人心醉。孩子上学读书成为时尚，读书出色的孩子往往备受赞誉，即便家庭经济拮据，亲戚或宗亲也会予以接济，直至学业有成。因此，上学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优秀人才不断涌现，比如明朝中举人 62 名，进士 8 名；清朝中举人 45 名，进士 8 名，还有武举人 30 名。甚至，国家的栋梁之才也不乏其人，如明代翰林院庶吉士何测与左佥都御史邢宥，其中邢宥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与丘濬、海瑞并称“琼州三贤”。

时光匆匆，岁月如流。历经上千年崇文重教文化的熏陶，使文昌人形成了“读书是最好的出路”这一传统观念，并深深铭刻在文昌人的心中。到了清末民初，崇文重教文化步入崭新的阶段，新型书院与各类新式学校纷纷崭露头角，以新颖亮丽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清朝末期，书院在文昌各地林立，如罗峰书院（1884 年）、溪北书院（1893 年）、万山书院、铜鼓书院、文溪书院、宗儒书院、同源书院、应源书院等，遍布全县。其中，罗峰书院由侨居海外的乡贤云凤若先生筹资建造，是当年琼岛规模最大的书院，也是文昌当年最高的学府，开创了海南岛华侨捐资办学的先河。又如蓬莱文山书院，清光绪年间，京官工部主事黄远谟，不仅邀集乡绅创办该书院，而且亲自主讲，深受称赞与传颂，为本地读书教育翻开了新的篇章。

随着书院建设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春风逐渐唤醒了华夏大地的人们，各类新型现代学校也不断被引入文昌。以往简陋的办学场所，逐渐被新型的学校所取代，或在原有基础上扩建为新型学校。到 1938 年，文昌已拥有 716 所中小学校，人口相对密集的村庄，几乎都有自己的学校。虽然学校规模不一定都大，但分布广泛，方便就近入学，这为崇文重教文化提供了更为肥沃的土壤。文昌之所以能够建立如此众多的新型学校，主要是因为约八成的建校资金，都由海外华侨乡贤捐赠。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创建学校由政府投入并主导，各界仁人志士参与捐助，尤其是华侨踊跃捐献，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数额巨大，为文昌文化教育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捐献巨款的有邢李源、潘正洲、陈文民、田家炳等，尤其邢李源捐献 5000 万元。可以说，文昌现有的中小学校几乎都有华侨的捐献。时至今日，文昌的中学、小学、幼儿园等，不仅数量众多，布局合理，环境优雅宜学，而且上档次、上规模，配套齐全，现代化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如文昌中学、华侨中学、联东中学、罗峰中学、琼文中学等。这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舒适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而且让更多学生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据 2022 年统计，常住人口不足六十万人的文昌，义务教育在校学生达 77718 名，高中在校学生 10258 名。自恢复高考以来，海南考生被重点大学录取的人数中，约三分之一来自文昌籍学生。其中，海南高考状元文昌籍学子有：韦坚、王崇影、韦文、张扬、王竞、林绍福、邹姬、张琼、郑孔栋、李博白、王星焘、郑林壮、李文德、庄坚等。此外，1961年，符鸿合参加高考，荣获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文科第一名，被北京大学录取，曾任海南省教育厅厅长。还有1978年，年仅十四岁考上国防科技大学的高建强，截至目前，是海南年龄最小的考上大学的学子。

文昌的崇文重教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在文昌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古往今来，人才辈出，尤其近现代更是精英荟萃。如宋耀如及其女儿宋庆龄，开国大将张云逸、少将符确坚，与林李明、谢飞、符路等。仅仅副省部级干部就有李昌鉴、云广英、林尤德、郑章，林明江、符兴，张小建、韩至中，张光东、郑红、林方略、严之尧、符气浩、史贻云等二十多人，还有海南省人民政府于 2023 年首设参事中的韩勇与符仁，厅局级干部更是数不胜数。此外，民国时期，还有近二百名国民党将军来自文昌。而在学界翘楚中，文昌人同样不在少数，包括中国科学院林浩然院士，中国工程院张偲、林鸿宣院士，国学大师陈序经，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范会国，参与国徽设计者、著名建筑与教育家张昌龄，著名核科学家王洲，著名书法家祝嘉，著名书法家、溪北书院筹建者潘存，著名画家符罗飞，中国台湾当代诗人、诗歌理论家、被誉为“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巨擘”、2012 年获首届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的罗门等。至于国内大学院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更是人数众多。演艺界也有文昌名人，包括国家舞剧团副团长、1964 年参加中央芭蕾舞团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并出演小庞、国家著名芭蕾舞表演艺术家李新盈，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舞蹈演员、曾出演过《跑过罗潮桥》《老板你好》《鹰笛雪莲》等影片的女演员何牧谣，海南琼剧鼻祖吴发凤，国家非遗（琼剧）传承人、琼剧表演艺术家陈育明，琼剧表演艺术家林道修，荣获第 29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著名琼剧演员林川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部歌剧团一级歌唱演员汤子星，原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著名舞蹈演员林翠环等。体育界悍将则有原国家队男排队长、国家青年女排主教练、八一女排主教练、1995 年率领国家青年女排荣获世青锦标赛冠军的林榆廷，雅典残奥会乒乓球团体赛金牌、女子 TT10 级单打第三名的黎玉强，2023 年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与队友曾津津合作获得女子组冠军、国家沙滩排球著名运动员林美媚，原国家男篮著名中锋张光禄，原八一队田径著名运动员、创全军与全国手榴弹记录者韩灼光，原八一队、国家队女篮运动员符和琴，2024 年入选中国女排集训名单的曾洁雅等。

“以四海为家，开疆拓土”是文昌人的传统观念。宋末元初，文昌人就开启了远渡重洋，到海外安家打拼创业的征程。时至今日，海外华侨已达一百二十多万人。他们同时把家乡崇文重教文化视为珍宝带往海外，加以传承与传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如此，文昌华侨中不乏政界精英、商界巨子与学界翘楚。政界精英包括在泰国的朴·沙拉信、篷·沙拉信父子俩都当过泰国总理，被称为“总理家族”；以云茂修为家长的“部长家族”，堪称政坛奇迹。泰国还有蔡乌泰担任过泰国商业部部长、国会主席。在新加坡，有现任新加坡第四任总理黄循财，以及曾任过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马宝山等。在老挝，凌绪光曾任过老挝外交部部长、副总理，云大仪博士任过老挝卫生部部长。在马来西亚，王茀明当选为马来西亚国会议长，翁诗杰出任过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在柬埔寨，获和亚太地区论坛领袖“杰出人物”称号，柬埔寨首相洪森夫人，为文昌人后裔文拉妮等。商界巨子则包括郑心平、郭巨川、陈修炳、邢李源、符致炳、陈庆春、潘正洲、邢诒喜等。海外学界翘楚也有在美国的邢福钜航空工程专家，有军用高速飞涡轮内冷却系统、轴承方面的转动轴承、涡轮机气密封三项发明。另有林汉生历任美国加州大学历史教授、美国太平洋研究主任、《研究专刊》总编辑。在新加坡，吴德耀是新加坡著名学者与教育家，曾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翁翼则是新加坡漫画家与杂文家，李忆著是马来西亚著名雕塑家。

崇文重教文化，对于文昌的女性而言，并非意义不大。因为，旧时的中国女性，大多难以进入学校读书。这既与传统的男尊女卑陋习密切相关，也与旧时不少乡村以祖祠兼置办学堂的办学方式有关，由于祖祠是祭祀圣地，风俗上忌讳女子涉足，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旧社会女性上学稀少的客观现象。但是，文昌女性的求知欲并未因此熄灭，她们通过“社会学校”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满足自身的求知渴望。因此，文昌女性旧时普遍都会“念官”（吟唱民谣与谚语），这不但是学习文化知识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且还会将知识传播给后人。所以时至今日，仍有不少老龄女性依然会“念官”。其谚语与民谣，不仅朗朗上口，易于记忆，而且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了生活、生产、修养、社交、天气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色，以及宝贵的智慧与经验教训。如生产方面的谚语：“深耕加一寸，如上一次肥”，通过深耕土地耕作层以增加土壤肥力。又如社交方面的谚语：“钱银当粪土，人情值千金”，强调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金钱固然重要，但情感价值更高。其民谣，如《无钱读书才饲牛》：“有钱人仔去读书，读到省城到京都。不是诗书侬不爱，无钱读书才饲牛”。这首民谣，实则是有崇文重教文化传统的文昌人内心的真情流露。再如《送郎参军》：“拎起背包送出村，越送越远心越乱。不用想家与挂依，抗日胜利才回门”。诉说了文昌女人的爱国爱家之情怀。所以，文昌女性旧时通过“念官”，同样学到了方方面面的文化知识，并应用于日常生活与实践中，而这，也成为了文昌人崇文重教文化在女性身上的生动体现。

文昌的崇文重教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光芒，激励着文昌人奋勇向前，持续前行。如今，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落户，文昌的崇文重教文化既面临挑战，又迎来机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有着深厚崇文重教文化积淀的文昌人，必定会与时俱进，以开拓创新的姿态，在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进程中，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增添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