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王小川 溪水雉鸣堂堂主 】

（上世纪，这里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中国当代首批顶级科学家；之后，又炸响了“运动”的第一个炮声；也正是从这里，陆续“出走”过这样的一群人……写给内蒙古大学的老师、同学和帮助我走入大学校门的人们。）

建 校

蒙古高原中部的南缘，横亘着300公里长、50公里宽、2000公尺高的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在众多峰岭深谷间有数不清的山涧溪流汇聚而下，冲积出山前广袤的水泽草滩——“土默川”；留下了“青冢泺(luo、po)”、“碱滩”、“马莲滩”、“后沙滩”类众多的地名。呼和浩特市（简称呼市）就建在大青山的脚下。

呼市新城（清绥远城）南门外不足1公里处，曾是开阔的郊野，间有水草沼泽，绿柳成荫；北面耸立着巍峨的城墙。上世纪50年代拍过一部电影《宋景诗》，据说：影片结尾压轴、“黑旗军”攻打柳林镇的那一场戏，就是以新城南门外的旷野和城垣为背景地拍摄的。70年代末，内蒙古大学北墙外还留着一汪水泡子，后来被改建成“满都海公园”。内蒙古大学（简称“内大”）成立时，校址就选在呼市新城外、满都海公园的南畔。

内大的四周有院墙围护，有南门（正门）和东门。南门正对着主楼，门内东侧有传达室；门外的马路称作“大学路”。所谓的东门，其实只有两边的门垛，并未安上院门；几方条石铺在门外，方便进出通行。

内大校园内，依功能划分出3个大的区域：中部的行政教学区、西部的学生生活区和东部的教职员工住宅区。

中部行政教学区：由南至北依次是正面的主楼（校办和文科各系在主楼内）、主楼前东西两侧的生物楼和经济楼（文革后建）和主楼后东西两侧的物理楼、化学楼；再向北是建校初期师生们义务劳动开挖的人工湖；湖的西部是学校主操场，一圈8道4百米标准灰渣跑道，内有一个足球场。“文革”中，操场西侧临近西墙的空地上还砌了两座砖窑，烧出的砖用来修建防空地道。上世纪70年代，人工湖南畔建起了3层的图书馆的阅览室楼；83年，主楼东侧拆建起一座5层的“行政楼”，校办等行政部门整体迁入，蒙古史、蒙古语言两个研究所也随迁，被安置在第四层。

西部是学生生活区：最早建的是学生宿舍一、二号楼，以及学生食堂（兼大礼堂）、锅炉房、洗澡堂、开水房等。随后又在该区域内兴建了三号楼和教工宿舍（称西南楼）。“文革”后大批新招学生入校，又建起一栋供学生住宿的五层大楼。

东部的教职员工住宅区：从东门进入校园，以大路为界将该区域分成南北两半，南半部的南墙内先建有南、北两栋三层的教员宿舍楼；北楼以北是四栋12户、独门独院的“教授楼”；东面的一栋暂作幼儿园。60年代，在教员宿舍南楼以东又盖成一栋宿舍楼，我在校期间，楼前的菜地直至幼儿园周围陆续建起多栋教员宿舍。东门大路的北侧，是一栋3层的单身教师宿舍楼。单身楼北是一大片栉次鳞比的平房区，是学校普通教职员工的宿舍。学校总务科的车队、及教职员工食堂、浴池等也都在这片区域内。

清华大学素有：“水木清华”的雅号。清华园有无水泊，还真不太清楚，可内蒙古大学的确是由“水”而得来，校址选地得水且不论，学校的“母体”——北京大学（燕园）不也正是毗邻在未名湖畔吗？1957年北大、复旦、人大、南开4校支援内蒙古教育事业，筹建内大时，重点由北京大学选学科、配人员（甚至整建制地）调来一大批教学骨干、青年教师和刚毕业的优秀研究生、本科生来到内大；就连学校的工勤炊事人员也都是从北京配备随行的。恰似：掬捧燕岭侧畔未名湖水、润泽阴山脚下一畦芳园。此后的数年里，北大又陆续将学业优等的毕业生分配到内大。今天看来，正是这样一批当初支援内大的北大教师们成为日后享誉国内外的学业精英。因此，也就有理由把内大（北大“精编版”）称作北大的分校、或“小北大”。

人讲：大学之大，在有“大师”；不全尽意，内大最称珍贵者：恰恰是这群普通师长们身上传承着的北大创建以来所独有的人文之髓核：清醒、客观之头脑；忠厚、宽仁之心胸；孤傲、不屈之风骨；高远、自由之理想；求真、严谨之态度；勤勉、求索之精神；以及开放、包容之学风。这不也正是几千年以来中华文人赖以处世立身的心灵倚籍吗？北大（内大）之“大”就在于此吧！

初 识

在沈阳市八一小学毕业升学时，填报的第二志愿是辽大附中（辽宁大学附属中学），这是头一次于大学求缘。结果考上辽宁省实验中学。不过，学校的后身（隔着稻田）就是辽宁大学，课余时，调皮的同学们常常到稻田里去捉泥鳅；偶然的一次，我们窜进辽大的校园里，几个人扒在窗外向屋子里窥望：怎么教室里还有一级级的楼梯（阶梯教室）？大学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刚刚过了半年，1966年2月4日举家落地呼市，暂住在招待所里。父亲在谈工作，有关部门安排一行人参观、游览市内各处值得一看的“景观”：博物馆、昭君坟、大召寺、第一、二、三毛纺厂……。一天，汽车穿城而过，顺着新城北街南行；城墙（北门残迹尚在）内，历时有年的八旗营房区里一眼望去，只看到纵横交错的几条巷街、分隔出座座庭院和土墙，墙头露出一片片灰突突的瓦房。车出新城南门，掠过一幢突兀大楼，“导游”司机不无自豪地介绍说：“左边的那座8层大楼就是新建不久的内蒙古自治区医院，是目前市区里最高的建筑。”说话间，汽车擦过了内大的东墙，再经内蒙古师范学院东北墙角、转向内蒙古农牧学院、内蒙古林学院后，原路返回。大概因为没有经过大学路上的主楼，司机也就没有提起内大来，不经意间，我们也与内大擦肩而过。当然，更不会想到就在一年之后，该大学区内的内蒙古师范学院竟然会引出若大的“冲击”。

一年后的“运动”中，我们曾乘着卡车到师院去“示威”，明明汽车经过了大学路，可左手边的内大主楼静静地蹲在一旁，就像没它什么事，还不及对面的十六中（师院附中）更能引起人们的议论。

4年后的1970年初夏，再次跟随一群“无业”小伙伴儿们找寻游泳场所，市内体育场和军区的游泳池都没到开放时间，有知情的人提议说：内大校园里还有一处人工湖，常年有水，就这样的头一次进入了内大校园。一行人骑着自行车，鱼贯地钻进校园西北墙角的大洞，穿过操场来到了湖边。半岛环湖，不甚宽大的湖面看上去水不深，湖里茂生的杂草随波摇曳，湖底淤塞不明。季节尚早，水还凉，并且早有一群先到的孩子们（那时的孩子必须“成群结伙”）正在脱衣换装，准备下水。见状大家一时没了兴致，怏怏地原路返回。此行并没有靠近内大的主楼及教学区，压根不知道内大的“真容”。

在那个读书靠“偷窃”的年代，伙伴儿们盯上的目标是师大的图书馆，他们用大号帆布旅行袋将该馆的外国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的《世界名著》系列）一包包地装回来，传看了5年。当时没有人打过内大图书馆的主意，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入 校

1972年底，内蒙古第二机械制造厂（包头）“突击”招工，我被招进工厂，离开了呼市。原本决心在工厂里闯出一条路来，谁知6年后新的机遇来临——高校恢复考试招生，1977年深秋举行了“运动”后的首届招生考试（次年2月入学），适逢工厂在“整顿”中，自己刚刚调换了新的车间和岗位，没有关注消息，更无暇顾及考学念书的事。直到1978年初夏，78级再次开考招生（当年9月入学），这一回下了决心报考，去拼一次。

考试下来，发榜公布分数：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英语6门试题总分294.5分（其中数学12分、英语6分）。填报志愿了，像我们这样从未接触过大学的“外人”，压根就不知道大学内的院系设置及“招生”录取的“门坎路径”，只能参照曾接触过的、当时影响大的几所大学的《学报》，不分档次地捡“名头”填报。

分档出库的录取地点设在一处山窝里、“保密”条件极严的某工厂区的招待所里。78级本科招生自治区内的录取分数线最终定在了300分，结果真的是“名落孙山”了。在车间一线干活，再难有补习课程的时间和重新考试的机会了。“学问非尽书堂有，藏于万民百姓家”，本已打算彻底放弃了，可突然家里传来消息：内蒙古地区7所高校（后外盟、市2校加入）联合扩大招收图书馆员、实验员，录取线放宽到280分。抓住了这个机会，终于“挤”入分数线，被“扩招”进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班（大专）。

二机厂同期应考录取的人还有我同班组的小项，以及乔传斧、韩玉明和姜微等人。小项是66届高中生，父亲是厂工程师，考试成绩400分；乔、韩是毕业有年的高中生，乔考325分，韩327分。高考时这两人恰坐在我的前后，收卷时，监考老师私下议论着：答得不错。两人一同进入内大新设的经济系。姜薇是应届高中生，父亲是厂里技术干部，他考了398分（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按成绩，小项有机会念北大、清华等一流大学，填报志愿时保守了，结果按第一志愿考取了内大物理系。为此，他懊恼不已。

图专班

这批扩招新生的入学拖拖拉拉，直到当年的11月下旬方才入校，一个月后，学校就放寒假了。因此，从入学到80年8月毕业，我们在校学习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3个学期零一个月，其中还包括学习日里每天下午的“半工半读”、在岗工作、实习占用的时间。

这次招生，是呼市地区的7所高校特为本校图书馆招收馆员而开办的一期（唯一的）图书馆学专修班（简称图专班），各校在办学上有了创新：分头录取、联合办学。为的是整合各校现存（残存）的教学资源联合开班办学，也是为将来方便各图书馆间的人员的联络及书刊资料的交流。那个年月，办学条件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内大、师大、农牧学院的大阶梯教室似乎刚刚“开封”，灰尘满地，桌椅残缺。冬季里，寒风从破碎的玻璃窗口处吹进，课堂上的学生们戴着手套，握着笔，哆哆嗦嗦地在商店里买到的黄褐色、一面光的练习本上“划拉”着。

我们7所高校的150多名学生混成一个“大班”，各校图书馆抽人成立协调组，联合办学：空闲的教室、多余的教材、授课教师统统“互借互用”（本地区缺少的课任老师，就到区外的大学去聘请）；课程根据图书馆的业务需要，历史和图书馆专业的课程集中上大课，英、日、俄等外语课学生根据学生个人的基础分班授讲，古代汉语、外国文学阅读欣赏、写作等三门课依兴趣自选。几门主要专业课程依开课先后有：《图书馆学概论》（内大图书馆张利老师），《图书分类法和采编著录》（乌林西拉老师），《西文文献著录规》（内蒙师大赵必克老师）、《古籍著录规则》（武大图书馆学系廖延唐老师）。实习的指导老师是刚刚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内大图书馆工作的葛莉老师。

给我们上过公共课的老师还有：内大历史系朱葆珊老师讲授《中国通史》，中文系孙玉臻老师讲授古代汉语语法（速成教材）、李鸿林老师讲授的外国文学作品赏析和张国栋老师讲授写作课。师大英语系庞宏斌老师讲授《基础英语》，刚刚从辽宁外国语大学毕业、分配到内大外语系的赛苏军老师教授日语，

从课程的设置、讲授上看，这个按一年半学期设置的图专班是个不折不扣的“速成”大专班。学习期间，学生半工半读，上午授课，下午回到各自的图书馆定岗实习。毕业时，人归本校分配安置（也有个别学生分配到内蒙古财经学院、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档案馆、内蒙社科院图书馆等单位的）。

内大一班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招收的一批学生，俗称“新三届”；26名学生（另有党校代培11人），男生21人，女生5人；学生的年龄、成分、来源差别很大，最年长的28岁（我26岁，排二），最小的还不到20；小同学们刚刚走出中学校门，一脸稚嫩气，年龄稍长一点的已经工作多年，具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学生所受的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有“老三届”的大龄初中生（高中学生多在念本科），也有应届毕业的新高中生；其中，有从小在大学校园里长大的，也有社会上的子弟；内有来自干部家庭的（教授的孩子多在本科），也有普通市民及市郊农村家庭的。学生中汉族、蒙古族、满族都有。一名蒙古族同学叫白斯古郎，武汉大学的廖延唐老师上课时照册点名，念到他的名下，喊道“白斯古——郎”，拖着的长音、隔断蹦出的那个“郎”字引来满堂的笑声。

这批图专班学员是图书馆的备选馆员，虽是学生，然而在校内的学生、甚至老师眼里（尤其实习中）又是教职员工，在每日的借借还还里，我们不仅没把自己当作“外人”，还找到“主人”的感觉，待人行事难免愈加“放得开”。李鸿林老师从事外国古典文学教学，对世界名著烂熟在心，加上原作品内涵丰富、翻译家们精细修饰，解读开来“富丽堂皇”，滔滔不绝，一泻千里。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但丁《神曲》、《唐·吉珂德》……尽情挥洒铺陈。张国栋老师内大中文系毕业后，在某中学教语文，刚刚调回内大不久。他操一口“咬筋话”，举出“推敲”的典故，有板有眼地道说着写作的“一字箴言”——“炼”。

孙玉臻老师是内大中文系首届毕业生，他为讲授古代汉语，从内蒙师大图书馆借来《古代汉语语法速成》教材；在我们初步掌握了基础语法后，又选出《左传》、《史记列传》中的名篇数十篇编印成册，逐篇精讲。为了启发我们，他在提问时引用当地流行的一句俗语：“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并诙谐地随口创作发挥：“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有毛。”他最推崇的当代散文大家高手是毛泽东和鲁迅；总结《左传》文采的精妙处就在于文中的外交“辞令”和对战争的描写；他还念念不忘老校长于北辰的训教：“背会100篇古文，还写不出好的文章，你打我的屁股。”这下可好，每堂课前的背诵考察就成了我们的“负担”。一次，他布置背诵《史记·魏公子列传》中“魏有隐士曰侯赢，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一段。由于背诵准备与它科的结业考试复习时间（同一晚上）“撞车”，大家准备不足。课前考察，人人手里捏着把汗，怕当众出丑，谁个愿当这个“出头鸟”呢？点名、起立、背诵，孙老师喊道：“杜茸玛。”“没背。”嘟囔着。“梁抒航。”“没背。”怯生生地。“赵建华。”“没背。”歉意地。老师有点急，目光移向我，加重了语气：“王小川，你来！”“没背……”无奈地。哄……堂上笑翻了，彼此彼此，大家都心照不宣。孙老师终于也没憋住，噗呲地跟着乐出了声。

唯有体育课不大“和谐”，体育老师像对待在校学生那样、按照教学大纲训我们；可一向紧张、忙碌的我们只想借此机会轻松地“玩”上一回，不大听他们的噹噹。再说《教学大纲》里的程式，我们老胳膊老腿的还能窝得过来吗？他们一时也拿我们没有办法，毕竟将来都是“同事”，谁管得着谁呀？况且，体育成绩与毕业、分配都无关。由此，双方平日里就结下了“梁子”。

图专大班的授课，时分时合，大家“赶课”四处奔波，绝对算得上是当时各大学校区里的一道风景线。下课铃一响，分散在各处上小课的人冲出教室，汇入下一节集中大课的课堂；而大课一散，大家又分头奔赴分散在各校、各自的小教室。20分钟的间休，各个校园内、外的马路上，一群群、一拨拨由图专班学生们组成的自行车车队或聚或散，飞驰穿梭，一路上大家更是意气风发，语高言阔。

校园的各种场合都活跃着我们的身影，体育运动是那些青春焕发学子们的首爱，更是我们内大图专班的强项。每到课间休息时，图书馆楼前的门厅、大道都成了我们的排球、羽毛球的练习球场，赵建华、赵东、苏日娜、瞿大风、王玉清、高猛、陈胜利等同学们拉个场子就开练。排球、足球、篮球全上；练成手了，就组队“征战”外校图专班的同学们，真有“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气势。

班里26名学员，除去女生及一贯不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有能耐、并愿意出场的也不过十来个人。可不要小瞧这十来个人，校内那些由大系组建的强队（生物系、蒙语系等），若稍微打个盹，就有可能“栽”在我们手里。在学校组织的各项球类比赛中，足球赛我们点球淘汰了生物系（负于蒙语系）；排球赛的决赛场上我们与生物系队对抗，硬是相持到了决胜局，我们一度打得他们没了“脾气”，最终以小分败负。在80年全校师生春季运动会上，图专班迎战各系，最终总分排在前六，仅以一分之差憾负蒙语系。

历届运动会的收官项目照例都是男子4×100米接力，80年春的那届运动会上真叫一个惊心动魄。全校师生排开阵势，围坐在操场跑道边上，鼓声咚咚，喊声如潮。16个代表队分作两组，图专班分在第二组，第一棒弯道，起跑加转弯，大家让我跑。发令枪响，冲了出去，第一个弯道下来就“开”了外道的历史系理×，耳边传来场外人的惊叹：“图书馆太快了”；突然，跑在第一的物理系学生余××（全校百米冠军）一个跟头扑在跑道上，我们领先啦！跑第二棒的同学盛××用“坐”姿踏步，下直道交接时反被内道的人超出；第三棒赵×在下弯道处硬是内外并驾齐驱；最后一棒是班里校110米栏的选手，他第一个冲刺终点。此时，传来消息：第一组的第一名窜道，按规则是要被取消成绩的，担任裁判长的体育老师“毛”啦：图专班的那几苗“葱蒜”，如何能当得起代表全校体育实力的4×100米接力赛项目的冠军？仲裁结果，我们“屈”居亚军。

80年夏天的期末毕业实习，联校图专班更是排出了“大阵仗”。为了让我们这批未来的图书馆员开眼界、见世面、取经验，建联系，办学方组织一场特殊的实习——乘火车赴京津各大公共、高校、科研院所图书馆学习、参观。内蒙古大学副馆长、我们的班主任孙继祖亲自带队，全体学生加上各校的带队老师共二百来号人，包了两节车箱（90次），一路上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向京津。

在北京，大家访学了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参观了人民大会堂，游览了孔庙、国子监……；在天津，去了天津市图书馆、天津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北京的活动主要是参观，学习，而在天津学术交流更多，听了南开图书馆长来新夏、天津市图馆长董长旭作的报告，还有该馆馆员夏放馆藏文献的“科技”开发与利用演讲，在80年，这可是很“先锋”的事（董馆长亲自抓）。

盛夏酷灼的暑假期中，我们租住在北京虎坊桥126中学的教室里，将课桌并成大铺，铺上租来的褥子、枕头；在天津，我们住进了天津师大空闲的学生宿舍，在没有任何降温设备的伏天夜里，几十人挤在一个大房间，彻夜难眠；可次日天一亮，同学们依然呼朋引类、意气风发地奔向下一个参观学习地点。单从这次实习的组织安排看，足可以体会到学校老师们的期望、关爱和良苦用心。

还是在报到入学之前，一个“知情人”鼓励说：念书的机会来之不易，要安下心来努力学习。又说：你念专科就是专科，不要再去想调本科的事。那时还真的不知道“本科”与“专科”的差别，反正可以在大学读书就行。入学不久，就在自填的一首《满江红》词的结尾处写下了“攻图书”的志愿。不过，刚刚入学就无意中得知馆方内定：入班委会——生活委员，来了就为看书，什么委员不委员的。

在校期间，首届77级本科生尚未毕业，末届工农兵大学生留校半年，党政各机关、事业单位还都是“工农兵学员”的天下。大家奔波在大马路上，洋洋自得：我们将是首批“文革”后走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前景可期。他们哪里[W用5][WL6] 知道：同年入学、且更有实力的77、78级本科生毕业分配以后，一批接一批的正规大学毕业生将涌入社会，一群图书馆学专科生万不可沾沾自得，如不继续努力学习，终将落伍。再说，我们26位同学同期毕业，工作在同一个图书馆里，之间会不会发生“竞争”或“挤兑”？

大学的图书馆历来是教授夫人的“收容所”，馆内主要领导也都是有行政级别、有教员职称的教师、干部，图书管理员仅仅属于校内的教学辅助人员，可供使用、不好担当的。果不其然，毕业不多年后，留在馆内的有“想法”的同学们陆续调离；留下的人还有闹出“事端”（另有遭遇不测的），只有少数的同学仍然坚持自己最初的选择——继续读书，我们小小的内大图专班先后就有王庆宪、瞿大风、苏日娜和我4人考取本校蒙古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另有师大图专班的翟国强）。

念书期间，校内偶然见到年少时军区大院的玩友、麻花板的伙伴们，他们大都集中在新设立的经济系：王××家的三华、乌××××家的萨如拉、梁××家的梁纪元、塔×家的李建刚及呼市二中的同学们。一次，在图书馆前的大道上突然遇到了郝时远，他是我二中初一八班的同班同学，正在蒙古史研究室读硕士研究生。真的是济济一堂啊！一个念头闪现：我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呢？

此间，还通过家住报社的同学赵建华认识了乌兰。赵是我的好友，一次下课转场，我们骑着自行车路过学校东门口，他跟路旁的一位女生打招呼。一问得知：她与赵同是报社大院的子弟，名叫乌兰。两家的家长早些年就是同事，二人又是同年月日出生的“三同”，。乌兰曾是[W用7][WL8] 蒙语系的工农兵学员，在读期间，林沉老师慧眼识珠，78年7月她一毕业就留在了内大蒙古史研究室，被定向安排做明代蒙古史及蒙古文历史文献的研究。

毕业分配，同学们按先前在馆内实习的部门、岗位接手工作，孙继祖馆长创设了“蒙古学部”，负责收藏、整理国内外有关蒙古学的书刊资料、编订文献目录索引，他挑选了4名同学：苏日娜、朝洛蒙、乌宁巴图和我（三男一女、三小一大、三蒙一汉、三高一初），准备要有一番大的作为。蒙古学部里还设立了蒙古学阅览室，第一次集体见到蒙古史研究室的老师们就是在这间阅览室里。

图专班学习期间，我们去学校西区的一间小屋子里拉书，据说是过世的李继桐副校长生前的私人藏书。李校长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生前曾任北大生物系植物教研室主任，当年正是他带着室内有关植物生态专业人员支援内大的。我们用小推车拉了十多车的书。

内大图专班校园里的学生生活似乎还缺点什么吧？对！是郊游。那个时代，青春躁动中的学子哪一个还能“宅”得下来。早年里，每逢春暖花开时节，常随麻花板的“闲散飘荡”伙伴儿们骑上自行车跑几十里的山路，到北郊的大青山上游玩；如今上了大学，不忘旧地重游。79年秋与80年春，同学们周日里组团出游，东山的“老爷庙”（关帝庙、30里），西山的喇嘛洞（70里）、城南的昭君墓一个不落。煦阳、暖风、春山、秋景，登临、畅怀、笑语、欢声，“栉风沐雨放歌而归”。

喇嘛洞里常年住着一位喇嘛，孤身一人守在破庙里，伴着山泉、松涛；他吃“商品粮”，月定量30斤。供粮日子，他会拿个口袋走10多里路到毕克齐镇背粮回山。老爷庙遗址只留下残垣断壁，大家弃车步行。途中偶见三俩个石匠坐在滩地上，手握铁锤凿用力地敲打，切割石料备用。这是第一次与“匠人”面对面交谈，他们蹲坐在旷野，风吹日晒，辛苦劳作着，随着结结实实的一锤接着一锤，凿尖下粉屑四下飞溅，满透出对生计的企盼和“手艺”的执著。“路遇采石者，其心比石坚。”秋游昭君墓，塚上月季花方盛，观者如织，即兴赋一小诗：“正是八月秋爽时，露润羞花竞上枝。几多游人欢笑语，共入神州水一池。”

再说说孙馆长。他是土默特蒙古族，早年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是早年呼市蒙古族学子拿到大学毕业文凭的三位知名人士之一，练得一手好书法。他为人和善，热心，做事认真，精细，具有奉献精神。说到他，学校的老师们总会加上一句：图书馆就得有这么一张“婆婆嘴”。他其实是副馆长、因主持馆内日常工作，人们径称他为孙馆长。大连图书馆在市区的南山坡上有座“大庙书库”（旧时日本本愿寺），内里堆放着日本“满铁”时期留下的部分不对外流通的书刊，国内单位如有需要的，可随意选调。库内有一册《1958年度外来人员入库登记簿》，上面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签名——“孙继祖”。莫非当时的他就已为30年后我的“出走”及“前途”探过路？当初，他可是我们内大图专班考生的提档录取人呀！

图书馆的胡格今老师是1910年生人，他是全校年龄最高的教工之一，还是独身。他过着极其简朴的日子，每月领到薪水，就先买回半扇猪肉，到校园各处拾回树枝柴火，然后就在居住的单身楼后面的空地上支起口大铁锅，架上柴火烧水；水刚一开，就将肉囫囵地放入锅里翻个滚，随即捞出存放置床下；每顿饭就切下一片“熟肉”嚼咽下肚。然而他居然不仅很少病过，还保持强健有力，我们两个大小伙子抬的二百来斤的铁制书架，叫上劲时，70岁的他扛起来就走！真是练就了一身的“童子功”。胡格今老师年轻的时候就盼着出国留学，可一时又交不齐学费，等到钱筹够了，战争又来了。就这样一拖再拖，他就“托”成了今天的样子。在图书馆，他负责古籍、西文书库。他的兜里总是揣着一本巴掌大的外文词典，上下班的路上不时掏出来翻看着，口中还念念有词。听说他已经掌握了英法德俄几种文字（单词），仍日日背诵不辍。出国留学深造是他那个时代青年学子寻求出路的首选，为走上这条路，胡格今老师搭上了他的一辈子。“梦”亦累人呐。

“运动”初起，人心向东，红卫兵们都争着去北京，先接受“检阅”，之后奔赴全国各地去“串联”。借着乘车免票，胡格今老师出发了，他居然不奔着北京去，而是调头向西，风尘仆仆地乘车西行3天3夜赶到了乌鲁木齐；下车后，他只在车站周遭转了一圈，回身乘上返程车离开了。结果，这趟出行疑点重重，换来了一顿查问，有人提出：他这一趟入疆的“漫游”，不会是与敌特“接头”吧？

“秘 书”

转到81年2月刚一开学，孙馆长就找到同在蒙古学部的朝洛蒙和我，说学校蒙古史研究室要编一部《蒙古史词典》（《词典》），馆里决定让我们两人参与进去，协助研究室的老师们整理条目、编制索引；还说：眼下《词典》编辑工作尚在前期准备中，我一个人先去，找林沉老师。那时，蒙古史研究室还在主楼二层的西北角处。次日晨，我走进（入校以来头一次）本科生“占据”着的主楼，来到研究室办公室找林沉老师报到，就这样一只脚迈进了蒙古史研究室（所）的门坎。

研究室编纂的《词典》是与该室参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词典》同期起步、组稿的项目，因此，林老师派给我的第一个差使就是跑趟北京，联络在京各方人士，兼代为室里采（订）购书刊，也许还兼有见世面、同时考察新人的意思。

在北京站下车路过崇文门时，就见路边一个亭子前有十来个人在排队，凑上去一问：原来排队人在购买市内公交月票，也就排队买了一个，本月内各车种、各线路随便乘坐，5元钱可跑遍全城（也省去零售及保存收据报销的麻烦）。这样，在一个星期内马不停蹄，按照林老师的布置，先是去了安定门外外馆东街的《大百科全书》编辑部，见了负责人杨川；又去了鼓楼西大街《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部，见了吴荣曾；再后去了北京图书馆，找到办公室主任黄润华（谈购买长城牌缩微胶片阅读机事宜）；还顺路去了中央民院贾敬颜先生的家（头一次）；最后去琉璃厂的《中国书店》订购《吐鲁番出土文书》、《居延汉简》（甲、乙编）等刚刚出版发行的一批书籍。另外，专程去了广安门内牛街上的法源寺，购齐了新创刊的全套《法音》杂志、并办理了此后常年订阅的关系。为熟悉市内交通情况，空闲时间乘坐着几条主要公交线路车全程打着来回；顺路去了趟香山（郊区一段自费），游览了卧佛寺、碧云寺、琉璃塔，绕路登上鬼见愁，至樱桃沟返回。噢，换乘时还在圆明园遗址上转了转。

对这趟赴京“办差”，林沉老师很是满意，对我的办事风格和能力、特别是那些此后被他戏称为“奇技淫巧”的熟练摆弄机器设备的能力非常欣赏。不久，他找我谈话，正式提出调我到蒙古史研究室办公室工作，强调：来之后只任秘书。我已经兼职了《词典》的工作，这趟出差又亲身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人物、事物，眼界大开：这个不同以往的“圈子”和业务（挑战）太诱人啦！两年的学校生活，我已经不是初入大学门坎的青年工人，如果能有更多、更新的学习、工作的机会，怎么可以轻易错过呢？自己将要接手的秘书工作绝对不会耽误学习的，我早已习惯身处各种环境里、条件下的“业余”学习。我决定不再回头，继续走下去。所以当场就一口答应了林老师，选择了蒙古史研究室的新工作岗位，在林老师门下“行走”办差。

蒙古史研究室

林沉老师把我留了下来，办公室人员也作了调整：资料员兼管办公室事务的黄敏老师专职资料工作，我接任秘书一职。

刚到研究室时，主任是特布信老师，林老师和周清澍老师同是副主任（周主管学术），研究室有在编人员17人：特布信、金启孮、潘世宪、林幹、林沉、周清澍、余大钧、张植华、金峰、郝维民、叶新民、包文汉、荣丽珍、杨亥洲、黄敏、涛海、乌兰。（我借调、行政关系外挂）；另外有4名在读研究生（白拉都格其、郝时远、齐木德道尔吉、和希格），他们正在集中全力撰写毕业论文。此前后又陆续增加2名进修教师：穆鸿利，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金先生进修女真语；白凤岐，师从林幹先生进修北方民族史。

82年3月，研究室改研究所。在此前后，研究所内人员有很大的变动：1981年夏，在读的研究生毕业分配，白拉都格其、齐木德道尔吉、和希格3人留校（郝时远分配到北京）；从外校分来王雄、薄音湖2人。接着郝维民建立一个隶属内蒙古党委的党史研究所（后改为内蒙古大学近现代史研究所），与张植华、白拉都格其分离出去。金启孮先生、余大钧老师2人先后调离，金峰老师调往内蒙古师范大学。1983年，所里又接收应届本科毕业生王勇、张言梦、冯秀清、吉日格拉4人，以及调入了打字复印员王秀云。我任秘书期间，研究所在编人员稳定在了20人。1984年，招收研究生乌云毕力格、张永江、王玉海3人，直到1985年我离职上学。

研究所的师资配备是有长远设想的：目标是建设国内外蒙古史（北方民族史）研究中心，选调和培养世界级的专家、学者；所涉及的研究领域通贯远古至近代前的北方民族的历史，包括：古代北方民族史（林幹）、元代蒙古史（林、周、叶）、明代蒙古史（薄、王、乌兰）、清代蒙古史（包）；组合团队，梯次递进，分段专攻，形成研究体系。

我在办公室担任秘书，负责上传下达，迎送国内外来访者（如屠寄后人、傅斯年女儿等）。其日常工作是承办学校下达的行政指示，报所领导后安排落实；办理所长临时布置的各项行政事务。定期定时办理的事项有：1、每天上午9点到收发室领收公私信函，分发老师们个人订阅的报刊（10点来取）。2、每月到学校财务科领取、分发老师们的工资、奖金。3、逢双月，将印刷好的《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装袋寄发全国各地（中央和各地的相关领导、学者及大学、科研院所、图书馆共二三百处，大连图书馆也有赠藏）。4、年底领取、分发学校工会的福利：米、菜、果、瓜等等。期间，私下里的还有两件事：1、带大孩子（81年9月出生）；2、复习功课，为继续深造做准备。

当时，研究所老师们每月的基本工资数额有限：金先生156元、潘先生147元、林老师126元、林幹先生112元、周老师78元、余老师69元、其他人62元，新毕业研究生59元，我49元。学校年终奖金每人5元。校工会秋冬职工福利限量发放：红薯，每户5元钱的；苹果（黄金、国光）1筐、桔子一箱等等。

那次北京出差回来不久，室里又添购了一架照相机，一台冲洗机、放大机，我又兼职摄影、冲洗、放大照片这一摊子“技术活”。所里各项重要活动都要拍照、洗印，留存底片及照片资料。此外，还负责安排复印、打字、装订等活。

1983年，研究所搬入新建的行政楼的4楼，南侧房屋自东而西3间：资料室（大间）、办公室及《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编译室；北屋东间是个大会议室、西间（隔楼梯）是复印装订室；另外还封闭楼梯下的空间，隔断出一个小“库房”，堆放贾洲杰老师当初考古发掘的器物。

在资料室的东墙正上方（历来挂领袖像的位置）依次挂着八思巴、钱大昕、那珂通世、弗拉基米尔佐夫、韩儒林等蒙元史诸先师们的画像和遗照。

此前，已有了在工厂工作6年的经历，能办点“事”；研究所又是内大的“强势”单位，平日代表所里出面联络校内校外的各方各层打通“关节”，尤其是在与科研教学主流体系之外的行政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那些职工们）打交道时，自然更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了。

85年4月，特校长率内大代表团应邀赴美，一行人将先后访问爱达荷大学、哈佛大学、西华盛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该校同意用“总统特别基金”接收所里2名年轻学者）。林沉老师是团员之一、研究所的代表，他派我提前赶去北京办差，顺便打前站送行。代表团住在内蒙驻京办事处，不知为什么却要大家分头赶赴机场。机场的班车每天自民航大院（美术馆东）定时发出，下午2点的那一趟刚好能赶上本班赴美的航班。我提前赶到，在大院里左等右等也不见林老师的影子。发车时间已到，班车开始发动，这才见林老师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风衣急匆匆地冲进了大院的门（公交车延误）。此刻，车上早已塞满了人，连门口的踏板上都挤站着人。时间紧迫，错过这班车，下一趟发车要一、两个小时之后。当时的北京还没有“面的”，更没有地铁，出租车也很难打到，换乘公交车赶去首都机场肯定要误时，就是代表团的人能等，航班也能等吗？怎么办？我俩都豁出去了，林老师把前脚掌登住踏板的边沿，我在下面使出蛮力肩顶手推。终于车门关上，可林老师的整个风衣大襟还被夹在门缝外，汽车一溜烟儿地开出了院门。

再入学

世事难料本是常理。就在忙活着研究所办公室事务的时候，调动的事遇到了硬“茬子”。对我的“出走”，图书馆方是决不会听之任之的，从林老师向图书馆张口要人的那一刻起，孙馆长的嘴里就是两个字“不行”。林老师在学校里也是有分量的人，他提出：所里用一名助教（额尔德尼，已调图书馆蒙古学部）换个秘书还不行吗？孙一口回绝：“不行”！孙馆长退休后，继任馆长乌林西拉老师（1958年北大图书馆学系毕业）不仅不给“同窗”一点“面子”，她主动“发难”，每见一回林老师，就张口逼问：“什么时候还人？”这样，调动的事走进了死胡同，成了各方闭口免谈的“僵案”。身在研究所，名在图书馆，两边揪扯着算是怎么回事呀？

就这样拉拉扯扯地拖了两年，图专班的同学已在岗3年，都有了各自的“成绩”，落单的我复辄难返；各系同年入学的朋友、旧交都已毕了业，建刚去了物资局，小项回了工厂，韩玉明分配到内蒙计生委，乔传斧去了内蒙古财经学院，大家各奔东西谋前程。恰又逢父母的家迁走不久，自己两地的家刚刚建立，云横阴山家何在？雪拥青城马不前。再这样下去终不是办法，脚下的路还要自己继续向前走。秘书做不成了，干脆去考读研究生，完成学业深造吧。如此即不违反当初与林老师订下的君子约，也为自己摘钩图书馆给出一个合乎“情理”的交待。83年的夏天动了报考研究生的念头。秋冬时节，去林老师家说完公事，提出想报考84年度所里的研究生。林老师嘿嘿一笑说：“真的要考？还剩三个月了，当年我下决心考北大，复习只用半年时间呀。”接下来，他就又拿出惯用的“招法”——出个小题考考我的“底数”：“问问你：‘太平真君’是哪个朝代、哪位皇帝的年号？”答：“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至元二年是那一年？”反问：“前至元还是后至元？”接答：“后至元是1336年。”林老师没再问下去。

头一次报考84级研究生，专业是“中国民族史蒙古史专业”，导师是林沉老师。次年5月公布考试的成绩：5门课总分260过了分数线，可是外语科仅得28.5分（分数线45分），硬是被被卡了下来。这次投考本为试试“水深”，外语不过关也在意料之中，没别的办法，接着恶补外语。此后的一年里，补习全四册的《基础英语》（图专班泛读课），又托林老师说情，到外语系英语二年级跟班旁听本科生的精读课《许国璋英语》，自觉得多了几分的把握。

接着报考85级研究生时，做了大调整：专业改作“中国古代史元史专业”，指导老师是周清澍。考前已是信心满满，毕竟下功夫准备了一年，外语之外，还按要求把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特别是从未学过的周一良《世界古代史》攻读了一遍。谁知一考下来，外语又出了问题，居然只有32分，较上年仅增加3.5分，难道一年时光的“补习”全然是在瞎忙活吗（不懂选项答题的技巧）？就在再次要被卡下的关头，周老师（专业指导老师、学校学术委员会成员）出手相助（细节不详），最后由林沉老师告知：所里搬出一个“变通”《规定》：一门优秀专业课（90分以上）可顶补一门不及格课程。上报校方同意，所里招收我为85级硕士研究生。总算是被“拽”进这支队伍。同期入学的另有：杨德华、王庆宪、翟国强、于逢春、张久和、宝音德力根6人。

拿到入学通知，林老师再次对我说明政策，提醒道：国家有新《规定》：自本届开始，新生必须退出公职、离校，取消工资（发原额90%生活费），学习期间扣掉工龄。他还问我是否真的下决心重新入学读书。我一口咬定“读下去”。这个决定，对33岁的我来说（本届在校硕士研究生中又是排行第二）算是再次走了“回头路”，意味着将中断之前的人生履历、放弃已有的大学工作，再次走向社会，面对分配择业的新的抉择与挑战。可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沿着“读书”这条路走到“黑”了。1985年8月，了结了与图书馆的“恩怨”纠葛，带着莫可言状的陌生感，回过头以一名“学生”的身份重新走进了本已熟悉“透”的研究所。

入学前，按林老师的要求，交待了办公室各项事务：日常工作及文件档案交王秀云，照相器材及资料交冯秀清，包括5年来拍下的上百卷的胶片，包括：1，研究所内、外重要事务活动的资料；2、呼市新、旧城区民居门廊和市区及周边各庙宇内外部建筑细节、壁画资料等等；3、从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徐子强处拍回的该馆所藏（几乎全部）的托忒蒙古文碑拓。

研究生

本年度蒙古史研究所一共招了7名学生，申报的专业及导师有：北方民族史林幹先生的3名、蒙古史林沉老师和元史周清澍老师的4名。其中本校历史系应届毕业生2名（张久和、宝音德力根），早年图专班学生3名（王庆宪、翟国强和我），外校考入2名（于逢春、杨德华，杨定向代培）。7名学生中，4名住校，3名走读。

研究生的课程：公共政治课必上，与同级文理工各系百十名学生在大阶梯教室里听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学；公共英语课的精读《新概念》，泛读《英文文选》及速读训练（一目扫三行）。

所里老师们讲授的专业课都是他们多年研攻的强项，我们一生都再难有机会如此集中地听上一回。林幹先生讲授“北方民族史”，周清澍老师讲授“《元史》精读”，林沉老师讲授“蒙元史语文学”和“蒙文历史文献选讲”。另白拉都格其老师选讲内蒙古近代史。同学们如同一张白纸，这里尽情地去吮吸濡染中，心领神会。

早在转学呼市二中的最初二、三个月里，学校普及蒙语会话，学的不过是：“塔包勒巴克西（你是老师），毕包勒苏勒格齐”（我是学生）、“毕，呼和浩特得苏吉白那”（我住在呼和浩特）等日常用语。图专班里，我问苏日娜她名字的含义，答曰：“学着呢”。金峰老师曾举办蒙古史培训班，除个别老师汉语授课外，班上的学习、参观全程蒙语交流，我一时“抓了瞎”。好在班里有乌宁巴图做了我的“贴身”翻译，算是解了大围。

一次，日本学者中见立夫专程来校访学，交流，与所里本届学生座谈中，中见操着一口流利的蒙语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林老师翻译。会后，林老师憾言：“一位日本学者到内大蒙古史所、对着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们讲蒙语，竟然还需要翻译？”讽刺呀！学习蒙古史怎么能不掌握蒙古语文呢？

所里安排乌兰开了蒙古语文课，从字母开始教起。学习蒙古语文，最难掌握的是蒙古语中元音的发声，蒙语的元音分刚、柔两性，发声部位的噢、呜、喔、唔4个音，对应喉、颚、舌、唇，要想精准定位、清晰辨识、耳熟能详，对初学者是个“考验”，更靠“经验”。大家很是磕磕绊绊了一回方才勉强过关。若当初留在内蒙，我的第一件“要务”就是尽快学习、熟练掌握蒙语，此乃后话。

重新面对着所里长期朝夕相处、相从相伴、再熟不过的老师、同事们，时空、角色、身份的转换，让人油然生出一种“异样感”——也许是缘自新的人生追求、走上“回头路”的别类品味？真的说不太清楚。一次课堂上，林沉老师讲《黄金史》，讲到草原人们的生活，他开玩笑地问我近况如何？我答道：“嗷嗷待哺。”他放声地、开怀大笑。

外语是文科同学们（历史专业尤甚）的“短板”，更是我这样的大龄者面临的一道难以跨过的“坎”，校内同届理工科生仅用半年，英语就能达到八级以上的水平（南京大学元史室的学生们只用个把星期就“拿下”专业日语。），而我们则需要占用2年的珍贵时间，耗费大量的精力去加力补习，还不知道能否“过关”（国家统一考试，不“过关”就不能动笔写论文。）。

研究生的生活，远比不得定时定地点、坐在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那么松散自如，得心应手，特别是我们几个拖家带口的走读生，背负着学习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最吃紧的还是时间不够支配（尤其是三年级撰写论文阶段）。一般讲，本科生的作息时间是以小时计、甚至是以天数来算，而我们几个研究生则必须以分钟来安排：每多一分钟，就意味着多读上几段的书、多写下几行文字。我每天从家到校园要往返4趟，按每趟15分钟计算，一天要在路上多耗去1个小时，3年累计下来就是600个小时、75天，这丢在路上的75天拿什么去补呀！况且，因忙于家务而没有更多机会与同学们交流互学，这也不能不说是自己求学期间的又一大缺憾事。

87年秋，我们几个蒙古史研究生受蒙语系三年级同学邀请，去参加班里召开的联谊交流会。出身草原的蒙古族同学们突然离开“素朴纯净”的家乡，置身喧嚣张扬的闹市，身心和生活都要先去适应和调节，尤其是语言。同学们急切地想要尽快学习、掌握汉语以应对“改革开放”下的新式人际关系。活动的主持人名叫青×××，高挑个儿，直鼻梁，白净净的。他即席发表“主旨演说”，道出了当下同学们心中普遍存在的危机感和困惑，希望融入进新的、更加开放的“世界”里。他甚至提出退学去深圳“闯荡”的想法。因此，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作“青鸽乐途”。接下来，他又特意为我们演唱了两首蒙语歌曲。他的嗓音带着“呼麦”的天然磁性，丝毫不逊于呼斯楞；曲调悠扬、婉转、深沉，堪媲《鸿雁》。只是不知他后来是否真的退学去了深圳？在那个年代，在那样一个“一切向钱看”的熙熙来攘攘去的“特区”里，他这只“青鸽”是否真的踏上了“乐途”。须知：当时正在流行着的可是所谓的“监狱歌曲”，《鸿雁》算是若干年后的“余音”。

就在进入三年级，着手准备论文之际，所里特地安排了一次经验传授会，请来各位先生、老师与我们谈自身治学和写作的经验与方法。大家对老师们的“专长”太熟悉了：林沉老师在宏观论述中的理论掌控力，以及在专题研究里利用中、外及民族语言文字的比对勘同，发微索隐；周老师的缜密思辩考据和版本目录学的深厚的功底令人叹服。座谈中，林幹先生曾攻《商法》，他举例说：写论文的过程就好比在打一场官司，你就是“法官”，材料就是“证据”，对照手里的材料（特别是相矛盾的）你要反复辩问、核实，然后定案结论。金先生（已调离）也来参会，他说：“写论文全靠平日的积累，随时随地随手把偶得的点滴材料、感想别析类目，记在专题笔记本上，作‘札记’；时间久了，积累多了，灵感来了，命题和材料都具备了，文章自然也就成熟了。”金先生还说：在困难时期，他曾用小学生的练习册记下“札记”。

三年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倏忽而过。1988年毕业的那一时刻，家国大势已然面临着重大变局，社会各个阶层正处在“解构”中，各个群体的意识、利益面对冲突，集聚“能量”，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即将勃发的“动荡”，内大——看似平静的校园再次面临“安放不下一张书桌”。走在回头路上的我也急切地期盼早日毕业，准备着或有一天去改革的“前沿”深圳看看，以便对未来的人生做出新的探索与选择。抱如此态度，面对分配竞争也只是静观其变，顺势而为。结果一纸分配通知书送达——内蒙古电视大学（麻花板）。于是，还是按周老师的指引：选择了大连图书馆。

就这样，最终离开学习、工作了10年的内蒙古大学，离开了生活22年的内蒙古，远徙他乡。本来打算：先用两年时间安顿好家人，再前往南方；万一没有机会，就遵循初衷，守在图书馆里继续“攻图书”。不想父亲突然病故，留下伤残的母亲要人陪护，远游无期。如此这般地与家人相依相伴，在大连图书馆里一守就是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