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字不泯报国有丹心——记首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北大首任校长何燮侯先生

# 地球村故事 2016-11-17 09:24 点击：

北大首任校长何燮侯先生

说起北京大学的老校长，严复、蔡元培等名字，人们都比较熟悉。而对于何燮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是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的首任校长。

他曾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他在政协会上与黄琪翔、张难先等提出“请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义电告联合国大会，郑重声明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提案；

他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

他，就是何燮侯，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的首任校长。

说起北京大学的老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等名字，人们都比较熟悉。而对于何燮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不久前，我应绍兴市人民政府的邀请参加中国兰亭书法节，借此机会专程前往诸暨何燮侯故里，寻访这位北大老校长的前尘往事。

在何校长的故里，诸暨市赵家镇花明泉村，村党支部书记何美娟女士给我提供了不少关于何校长的珍贵资料。近日，又经何校长亲属提供第一手资料，始对何校长有了了解——

日本正规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何时，字燮侯，生于1878年8月10日，浙江诸暨人；他的父亲何蒙孙是近代著名书法家、教育家。

何燮侯幼年曾师从蒋观云先生习古文，尤喜读史及宋儒著作。甲午战后，他遂萌发学习科学、发展实业以图救国的理想。

1897

何燮侯进入浙江维新派人士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成为该书院第一届学生。

1905

清政府选派学生留日，何燮侯以优异成绩入选。7月何燮侯获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学士学位，是在日本正规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1906

春，何燮侯回国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后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兼新校舍建筑主任。

1910

2月京师大学堂在何燮侯等人筹划下正式成立经、法政、文、格致、工、农、商七科，始具备大学规模。

“袁世凯是个不懂教育的，我还是走了的好”

辛亥革命爆发后，民国政府成立，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1912年12月，何燮侯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何燮侯到职后，首先要解决学校经费问题。尽管他自己只领薪金的半数，余则捐献学校作为购置图书仪器之用，但依然难改学校经费支绌状况。

何燮侯只好以校长名义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白银7万两，又以个人去留向当局力争，议定每月经费按预算发给，学校经费问题才得以解决。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早期的北大入学者多是权贵子弟，虽然是学生终不失“老爷”身份。何燮侯曾对友人张慕槎谈到：“北大那时有吃鸦片、叫姑娘的学生，太腐败。我是严格的，这帮学生就反对我，使我很气愤。”

何燮侯开始刻意整饬校风，严格规章制度，建立教育秩序。至1913年春，学校初上正轨，开始组织春、秋两季招生。

这年秋天，民国教育部为减省经费，几次要停办北大，欲将之并入天津北洋大学，遭到何燮侯及全校师生反对。他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写道：“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唯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

由于何燮侯和师生的坚决反对，以及社会舆论压力，裁并北大的企图破灭。然而，何燮侯由此对袁世凯独裁统治产生不满，他说：“袁世凯是个不懂教育的，我还是走了的好。”遂于1913年11月提出辞呈，次年1月离任。

何燮侯任职京师大学堂和出长北大，对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集、风纪的整顿、学校的保全皆为有力焉。

何燮侯还延揽许多人才到北大任教。沈尹默回忆：“我以及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皆由何燮侯先生与胡仁源先生延揽入北大。何先生在主持北大校舍建设和出长北大期间，不乏上下其手之机，但他自律甚严，廉洁奉公，在旧式官场中极为难能可贵。”

“抗日无罪，救国有功！”

天性淡于名利，又不从事政治活动，何燮侯自北大去职后，居余杭十余年，几无人知其经历。

1931年，他偶见美国人艾迪所著的《苏联游记》，遂对社会主义极为赞许和向往。此后，他阅读了大量马列理论著作和关于苏联的书刊。他坚定地认为“马列主义是拯救人类最好的学说”，这个信念指导了他日后的政治实践，至死不渝。

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郑孝胥来信游说何燮侯出任伪教育部长，并随信汇来一笔巨款，何燮侯阅信后大骂“汉奸、国贼”，并将汇款退回，不复一字。何燮侯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亦深表不满，国民党要员中有不少同窗故旧，邀其出来做事，也为他所拒。

抗战爆发后，避居乡间的何燮侯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活动。1939年，周恩来前往浙江指导浙闽赣党的工作，会晤当地贤达，共商抗战大计，何燮侯前往欢迎，互叙世谊，晤谈甚欢。

1942年5月，新四军一部南迁诸暨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在枫桥召开群众大会，考虑到何燮侯年老体弱，就没有打扰他。有人告诉何燮侯“共产党在大庙开大会”，他说：“抗日救国的会，为啥不通知我？”大会主持人赶快派人请他来参加。

因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何燮侯被推举为浙东游击区人民代表，两次参加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因往来中共，何燮侯被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绑架入狱，并交秘密法庭审讯，他在法庭上疾呼：“抗日无罪，救国有功！”友人许寿裳、陈仪、邵力子、翁文灏等人等闻讯积极营救。国民党当局提出释放条件是“从此不再宣传共产主义”，何燮侯大义凛然地说：“释放不释放听便，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后来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只好以“只准留居杭州，不许过钱塘江”为条件将他释放。

何燮侯出狱后定居余杭。解放战争期间，他与中共地下党仍保持秘密联系。

“我对共产党要讲老实话的”

1949年5月杭州解放。9月，何燮侯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何燮侯历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自问年老力衰，于国家于民众不能有所贡献，深自惭疚，唯一希望，只求苟延残喘数年，得见我中华伟大之民族，日益发展，成为保护全世界人类和平之一大柱石，是所愿也。”何燮侯在1949年8月撰写的自传中写到。

新中国成立时，何燮侯已年逾古稀，却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热情。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在参加协商中，根据江南特点提出发展蚕桑、移民垦荒等主张，都有独到见地。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为政府献计献策。他遵循“心口如一”的原则，真实反映情况，敢于阐述观点。

一次，浙江省政协大会举行大会发言，一位政协委员在台上大讲诸暨农村有“七个满”：粮仓稻谷满，猪栏生猪满，鱼塘鲜鱼满，荷包钞票满，衣箱新衣满……。

何燮侯边听边摇头。会后，他找到那位委员，严肃地指出：“你这样讲是不对的，不是真实情况，我是诸暨人，骗不到我……”，对方尴尬地表示“大会发言，只好这样讲的”，何燮侯语重心长地说：“我对共产党要讲老实话的，希望你也能这么做。”

何燮侯曾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新事物，难免不发生错误，但对待错误不能随声附和。这是马列主义原则。”

1961年4月21日何燮侯因病去世，享年83岁。从他亲手用铅笔写下的遗嘱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位长者的高风亮节：

一、火葬，仅穿长衫，或新制一身白布斜领长衫，长过两脚，以绳缚之，不必穿袜矣；

二、骨灰能散置海宁钱塘江边最好，否则携归埋于先茔旁边；

三、身后遗物由阿五（作者注：何燮侯女儿何幼娟）召集兄弟姊妹公分，穷者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