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上元二年的八月里，一个秋夜，杜甫在屋里淋了雨，因为屋顶上的茅草被大风吹跑了。然后，就淋出了那首千年久传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后人怜这位大诗人生时“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的贫苦生活，更感慨敬佩他在诗作最后一节生出的天下之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这一年，在历史上，离安史之乱平息也还有一两年。再早两年，他弃了官，带着家人，“漂泊西南”，直到在成都浣花溪边搭起这座茅屋，终于一时安顿下来。而这天晚上，屋漏，又逢夜雨，年只近五十却早饱经乱离与生活困苦，本已睡眠轻浅的诗人更彻夜难眠。以我这样的读者想来，对于生活的窘况，他应该也难免觉得心酸，但写成诗，强烈显现的则是“何时见此屋”的苍生之念。那种迫切到甚至不惜赌咒发誓，“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情态，则更让人见识了这位诗人之所以被视为忧国忧民的典范，名声不虚，可爱可敬。

　　关于杜甫为什么弃官，《旧唐书》有说法，后人也有猜测。但原因无论是逃荒，还是对纷乱政局的失望，其实都不是什么太重要的问题了。总之，到这时节，他已经是个无官在身、又载着生活负累的“寒士”了。按传统的说法，在古代，做官的读书人，是被称为“士大夫”的群体；而只读书不当官的，就仅是“士”了。至于“寒士”，正如此时景况里的杜甫——“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一边是渐老而将衰正衰、面对生活分外无力的诗人，一边是调皮恶作剧或是同样面对生活艰难而“作恶”的邻村群童——这是一番千年前乱世漂泊里的凡俗场景，凄凉和无奈兼而有之。

　　所以，杜甫此时发出的“寒士”之叹，那关于“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愿望，与其说是一个读书人的愿望，不如说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愿望：什么时候，大家都能住进狂风骤雨来临也能安如山的房子，过上温和饱暖的日子，小童也不用欺凌老弱抢抱茅草，自家也不用担心风掀掉了屋顶而漏雨受冻，那就好了啊。就算我过不上这样的日子，只要天下人都过上了，也是好的啊。

　　褪掉杜甫千古大诗人的身份，广厦庇寒士，其实是一个古代普通百姓的愿望；换个层面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也是许多在中古时代长期被视为社会中坚的读书人的逻辑。这样的逻辑，200多年后，范仲淹用了另一句话来表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先忧、后乐，这样的情怀，当然只是种道德号召。号召，不那么贴切地说，其实只对尚德的君子有点用。认同它的，自去践行，不认同的，也没法强摁牛头饮水。历史上，并不缺乏有这样情怀的杰出人物，但显然比例不太高。否则，就没有那么多朝代更替，小康大同也早不在话下了。

　　但这样的情怀终归代表了一种能够穿透历史而千百年不落伍的精神境界。《岳阳楼记》之所以被久久传诵，当然不是因为它歌颂的“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而恰恰是因为这番忧乐之说。《岳阳楼记》的流传，说明人心毕竟有共识，虽千百年不废。如此，取法乎上得其中，即使做不到先忧后乐，能够与天下同忧同乐，也仍不失为一种赤子心。

　　最怕的是，同样的话反过来说，“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仍不忧”。与先忧后乐作为道德号召相对，这样的“情怀”，就难免要受道德谴责了。对自顾自过日子的人来说，谴责也就谴责了，除了在一个风俗尚佳的社会里必然会生出的几分羞赧惭愧，也不碍什么大事。但对影响着更多人过日子的“大夫”来说，这种谴责，就不能仅仅落在道德层面上了。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反复出现：一些地方超豪华的党政机关大楼被各地网友拍照上传，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舆论焦点；地方尚未发达，一些领导干部的办公楼先宽裕豪华起来，这样的老话题，被再三翻拣抨击……人们之所以对此“念念不忘”，反复敲打回响，不过是不忿于那种“先天下之乐而乐”的荒诞场景：广厦若已“突兀见”，怎不庇寒士？

　　若说今人比不上古人，那是枉纵了今人，也捧杀了古人。几千年里，关于“广厦庇何人”的答案，其实一直回荡在人们心里，只请诸君倾耳听。这“广厦”，说的是房子，当然，也不仅仅只是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