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施一公教授被评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消息，使美中人才处境的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如果注意这些年中国籍和华裔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数量，就会 发现，这个数字正在稳步增长。不仅是中国，印度、韩国等国在美国的科技人才比例也在逐步上升。而这个趋势，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很多人认为美国能够吸取 世界优秀人才，这是美国的优势。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这也是美国的巨大隐忧。

施一公

当年的疏忽造成今天的恶性循环

美国现代移民政策起源于1921年。这一年，美国制定了《紧急配额法案》，又称《1921年移民限制法案》。在此之前，美国人口主要由西欧移民组 成，外加一定数量的黑人。但是20世纪初，东欧、南欧以及大量亚洲移民开始涌入美国。为了保持人口比例，美国开始按照国籍控制每年输入的外国移民数量。此 时美国政府对于移民并没有特别的甄别。

二战前后，欧洲社会动荡，生活艰苦，大量移民涌入美国。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前所未遇的技术移民浪潮。在此之前，欧洲是整个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区域，拥有 数量庞大的科技工作者。随着战争的进行，大量找不到工作、受到迫害或单纯想要平稳的社会环境的技术移民开始进入美国。这一波技术移民使得美国技术劳动力的 供给达到了空前高度。这降低了科技人才的人力成本，客观上保证了美国在战后的高速发展。

意识到了技术移民对经济的有效刺激作用，美国于1952年订立《移民与国籍法案》。这个法案虽然保留了按国籍区分的配额体系，但是为有特殊技能的人和在美国有亲戚的人额外开了一条没有配额通道。

到1965年时，美国政府进一步修正了《移民与国籍法案》，彻底废除了自1921年开始实行的国籍配额体系，开始根据技能和在美国的亲属关系来决定是否授予国籍。

然而，随着欧洲战后复苏，美国科技人才输入量遭遇了下滑。根据200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和佐治亚州立大学的一份报告（《Are the Foreign-Born a Source of Strength for U.S. Science?》）显示，1980年，美国科学工作者中有18.3%出生于外国，工程师中有13.9%出生于外国。而1945年前出生的科学工作者中有 19.1%出生于外国，1945年以后出生的则只有16.1%出生于外国。工程师中，这两个数字比例分别是17.5和12.4。如果外国科技人才供给量仍 然保持在二战水平，那么这两个数字应该是非常接近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当时面临的问题。

因此美国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对签证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希望吸引更多的人进入美国。

同时，美国社会也开始争相启用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技术移民。1976年，美国再次对《移民与国籍法案》进行修订，其中一个并未引起当时人们重视的条款是取消美国大学雇佣外国移民的限制。这一点是出于美国大学协会的游说而写入法案的，其背景是美国大学面临着教工短缺的问题。

实际上这非常容易理解。随着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有财力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而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但是美国大学教授，一方面要求有从 小学到博士毕业的长达21年的学习（可能还要2-3年博士后经历），另一方面其工资水平在社会中却并不占据任何优势。即便在今天，美国集装箱卡车司机一年 薪水都有十几万美元，而一般大学教授却只有8-10万美元。因此，出身相对贫苦的外国技术移民，无疑是补充大学教工不足的最宝贵资源。

其实当时整个美国社会的逻辑都是一致的。培养科技人才是非常花钱花时间的。而整个他们又是整个经济不可或缺的。外来技术移民的供给，使得技术劳动力 的价格下降，那么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会得到刺激。对于美国来说，能够从整个世界吸取科技人才，这是它的优势。因此自1976年起，美国数次修改法案，放宽各 个行业雇佣外国科技劳动力的限制。

但是，谁也未曾料到的是，这个移民政策导致了更深刻的社会转变，使得美国科技人才局面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土著挤出效应”

美国输入技术移民的目的，无疑是为了降低科技劳动力的人力成本。但这里就有一个经济上的问题。

进入大学学习理工科课程，这是一种对个人职业道路的投资。外国科技劳动力的引入，使得美国人进行理工科学习后的回报（即平均工资）下降。因此，美国 人进行理工科学习的比例就会减少，他们会投入到其他的行业中去。这种减少，会让美国社会感觉到自己的理工科人员不足，而进一步引入外国理工科人才，这会导 致美国人进行理工科学习的比例进一步减少。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美国不断放松技术移民的限制，不断加大技术移民数量。

也就是说，技术移民越多，美国青年学习科技的动力就越低。而美国国民中产出的科技劳动力不足，也就进一步导致了美国社会对技术移民的渴求。这可以说是一种“土著挤出效应”。

因此，从80年代开始，美国科技劳动力中，出生于外国的人口越来越多。

1990年时，美国总体科技劳动力中只有约14.13%是外国移民。到2000年时，外国移民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22.40%。

但外国移民并不是平均地占领各种工作岗位。在美国，要求学历越高的岗位，外国人越多。这并不奇怪。美国社会中，技术移民往往来自于经济条件不如美国 的国家。这些技术移民愿意为了一份工资并不非常出色的工作而进行长期的学习。而由于技术移民拉低了这类工作的薪水，对于拥有更多机会的美国人，就越来越不 愿意进行相应的学习并进入相应的行业了。因此，可以看到2000年时，虽然总体科技劳动力中外国移民的比例为22.4%，但持有博士学位的科技劳动力中这 一比例则是37.6%，而且这个趋势仍在急剧恶化。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字，2011年所有被授予博士的人中有29%是外国人（这还不包括在上博士前入籍了的外国移民）。而工学博士获得者中有 52%是外国人。传统理科（不包括生命科学）博士中有39.6%是外国人。可以想见，未来美国工程和理学的最高端研究工作会越来越多地被外国移民控制。

此外，到美国学习工作的技术移民，往往是各自国家的顶尖人才，其工作能力往往也超过美国同侪，因此同等学历下收入往往不亚于美国人。比如美国自然科 学基金会199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无论毕业后5年、10年还是20年，持有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外国移民的中位年收入总是比其美国同侪高，最高时可以高 达8000美元。这一点也可以从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外国移民的比例看出。美国的外国移民比例一般保持在10%到15%之间。而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外国移民比 例则常年保持在20%以上。

如此一来，一方面外国移民拉低了科技劳动力的价格。另一方面外国技术移民又比同学位的美国人更能干，把从事科技工作的美国人的工资压得更低。美国人涉入此类行业的兴趣就更受打击了。

控制技术移民数量和鼓励学生学理工科

面对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美国从两方面着手解决。

首先，美国着手限制技术移民的数量。

1976年时，每年签发的工作签证上限为5.8万个，到2001年时已经上升到了19.5万个。2004年时，美国社会普遍意识到技术移民已经对美 国社会产生了“土著挤出效应”，于是国会强制把上限调回6.5万个。但实际社会的需求仍然存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法规例外，2011年实际签发的工作签证仍 然有约13万个。而且从工作签证的发放情况仍然能看出美国社会对外来科技人才的强烈需求。2008年开始发放工作签证的第一天就收到了超过12万个申请， 由于只有6.5万个名额，所以不得不随机抽选。即便是要求高学历的特殊的2万个工作签证，也在30天后全部发放。即便是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和 2010年，工作签证也全部用罄，只不过时间用了很久。这两年美国经济好转，工作签证发放也越来越快。比如，今年的配额4月2日开始发放，4月5日就已用 完。

一般来说，学生签证持有者有12个月的实习期，可以合法地在美国工作，同时申请工作签证。而就在开始发放工作签证当天就用完配额的2008年，美国修改了法案，使得理工科硕士及以上学位获得者，可以把实习期延长到29个月。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一方面知道自己对技术移民依赖过大，而且已经进入恶性循环，所以积极采取措施限制。但另一方面，却由于社会实际的人才缺口而不得不一再在限制措施上打洞。

其次，美国政府试图用各种手段吸引学生进入理工科专业。

这些手段包括，在中学阶段举办各种理工科竞赛，在研究生阶段设立更多的针对本国国民的奖学金等等。前者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后者则未必会有正面作 用。这是因为，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是有限的。原来用于支持本国和外国来的硕士生、博士生，而当完全针对本国国民的政府奖学金出现之后，固然本国学生可以更安 心地进行研究学习，大学也就可以空出名额来支持更多的外国研究生了。因此，这一政策是一把双刃剑。

对外国移民上瘾带来的隐忧

美国从全世界吸收技术移民，这为美国带来了强大的技术竞争力。但美国同时也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形成了“土著挤出效应”。其科技体系像吸食鸦片一 样，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外国技术移民。这些外国技术移民的后代，融入到美国社会之后，一样会受到“土著挤出效应”的影响，其进行理工科工作的兴趣会受到外国 技术移民的打击。

而这样一个对外国移民上瘾的体系，在未来也有着非常大的隐忧。外国移民大量占据科技工作，就会影响本国国民的就业率，进而影响社会文化。社会将越来 越不看好理工科职业，尤其是考虑到美国社会一直有反智主义传统。于此同时，作为科技移民首要贡献国的中国，经济还在不断发展，国内理工科职位越来越多。未 来从中国来的科技移民可能会大幅度减少。而且，中国的发展也可能会将美国第三大技术移民来源国韩国的技术移民吸引走。单靠印度和几个西欧国家，是否还能维 持美国的科技发展速度，这尚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