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心与师古(大家手笔)

    近年来,经常遇到一种令我尴尬的局面。有人问:“你近来研究些什么?”我不知如何回答。有一次,我对提问的某君说:“思考一些哲学问题”。后来,这句回答得到了反馈:“据某君说,张先生近来没研究什么,似乎既非中也非西,既非黑格尔也非海德格尔。”我无言以对,心想:“总之,是非驴非马”。以后又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时,我怕人家责怪我“回避问题”,就多少有些言不由衷地答复:“我在研究海德格尔”,或者说:“我在研究王阳明”。提问的人听后似乎觉得我回答得很具体。其实,我近些年虽然的确细读了海德格尔和王阳明的一些书,但哪里谈得上什么研究海德格尔,研究王阳明!

  由此想到了许多。记得德国学者施耐德巴赫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的德国哲学界以对过去的伟大文献作注释、修订、整理、重版为时尚,对哲学问题的活生生的思考似乎在泯灭;名为哲学家实为历史学家或语文学家的人都有一种“逃避症”,即逃避以第一人称讲话的危险,他们不敢说“我说”、“我认为”,而是畏缩地称“他说”、 “他认为”。这里的“他”,指的是哲学史上已经故去的伟大哲学家。

  我无意议论德国哲学界的情况,只想谈谈对当前我国哲学界的感受。我们的情况比之德国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为学,向有注疏的传统,即使是个人的重大创见,也寓于对古人的注疏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此风渐减。但近些年,各种形式的整理国故之风又起。即使是那些不属整理国故之列的研究,其对象也大多不是中国的“子曰诗云”,就是西方的“康德说”、“维特根斯坦说”,总之是“他说”。其中确有很有价值的创见和新意,但这种“我说”仍然是“我说他之所说”,似乎不说他之所说,我就无话可说。于是“研究”一词,就变成了研究“他说”之专名。谁要是以思考问题为主,谁就是研究的“非驴非马”,算不得搞研究。我认为国故不可不整理,“他说”不可不研究,但若以此为主流,形成一种唯此为学问的时风,则不足取。中国人向有师心与师古之说,我倒是主张以师心为主,师古为辅。我这里用“古”字所表示的,并非严格意义的古人,而是一切“他说”,包括今人之“他说”在内,凡“他说”均已过去,也可强名之曰“古”。

  近读严羽的《沧浪诗话》,颇有会意。严羽教人学诗“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次及汉魏古诗、乐府以至李杜,“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从这些话来看,严羽似乎是一个主师古说者。然而,严羽在《诗辨》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却说的是“夫学诗以识为主”。这似乎是矛盾。例如叶燮就是这样看的。他在《原诗》中说:沧浪教人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则“瞽者亦能相随而行,何待有识而方知乎?”在叶燮看来,师古就是盲从,“何待有识”?其实,严羽说的是“以识为主”,并不排斥读书、师古。“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别材”者,“真性情所寄”也,实即师心。但读书、师古却可以助人“悟入”,关键在书如何读、古如何师。杜甫说: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读得“破”,为我心所用,助我笔下之“神”,斯为上矣。我这里的用意不是指研究古人之“他说”时要有“破” 万卷书的精神——那已是不待言的了,更主要的是希望由此更上一层楼, “说我说”,而不停留于“说他说”。

  我之所以用《沧浪诗话》来讲师心与师古、别材与读书的关系,就因为诗是创作,此种创作不同于哲学史家或国故整理者在研究“他说”中的创新。诗从根本上讲,从现实中来,从生活实践中来。哲学亦然。还是施耐德巴赫教授说得好:哲学的拯救在于“重振自我”,“建立我说”。我们应该根据现实和生活实践,创造自我的哲学。我且模仿严羽的话说一句作为结束语:“夫哲学有别材,非关书也,然古之哲人未尝不读书。”

  (作者为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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