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新一轮城市建设的试验田，国家级新区自上世纪90年代初诞生以来便备受瞩目。特别是上海浦东新区成功打响头炮之后，中国各地更是竞相争取国家级新区的政策红利，与此同时，各地的省级新区也蓬勃兴起。

不过凡事欲速则不达。在各类新区如雨后春笋崛起之后，其中一些新区却因为各种原因而遭遇发展瓶颈。比如被质疑后续发展乏力的曹妃甸新区，再如被扣上“鬼城”帽子的鄂尔多斯康巴什……不论是规划存在瑕疵，还是发展步伐过速，这些新区所面临的问题无疑值得雄安镜鉴。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彼得告诉本网，在顶层设计中，雄安比肩深圳、浦东。其中，深圳是改革开放排头兵，浦东是全面推进市场化，而雄安则应是中国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新样板，换言之，它绝不单是经济领域的先行区。“因此，雄安新区建设一定不要着急，相反应放慢脚步，在搭建好生态基础后，再高标准、慢节奏地开展园区建设与产业迁入，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样板的综合效果。”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总规划师林纪也表示，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未来建设的“规格和档次”将比肩深圳、浦东，但它并不是新版的深圳和浦东，更不是以建设GDP高地为目标。林纪说，纵观京津冀大区域，天津滨海新区、唐山曹妃甸新区以及沧州渤海新区等，主要以大型制造、重化、钢铁、煤炭及港口运输为主，明显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导向的，而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定位也不会改变。因此，雄安的使命是以疏解北京部分功能和人口，建设新时期智能、创新、生态、宜居之城为主要目标的。

“一座城市要具备持续的发展动力，秘诀之一就在‘乐业’二字。”林纪进一步解释说，正所谓“乐业方能安居”，城市只有提供和实现充分就业，才能具备强大的吸引力。“在雄安，将来还不仅仅只是满足一般意义上的就业。它应成为国际一流的专业发展、管理实践、辛福生活、以及人生梦想的实现地和乐园”。

如果说康巴什、曹妃甸遇到的问题往往被归因于发展过速的话，那么天津滨海新区遇到的瓶颈则多被视作北京的“虹吸效应”作祟。相较其他新区，雄安亦在京津冀板块之内，甚至与京津互为犄角。因此，如何避免“虹吸效应”伤及自身，无疑是雄安面临的一项考验。

“雄安未来的成败并不会取决于其体量上的绝对大小。这一点，旁边的天津就是现成的案例。也就是说它必须成为新的磁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反磁力中心，如此，才能与京津互为牵制，而不被虹吸。”

林纪说，北京就是一块超大磁铁，其中具备强大磁力的是首都核心职能和国家部委、顶尖高校、优质中小学、高端医疗、央企国企外企总部以及优质的公共服务体系等。而类似官批、动批等大小卖场，只不过是附着在磁铁上的钉子而已。甩掉这些钉子，短时间内可能有点儿作用，但只要磁铁还在北京城区，这些钉子迟早还会被吸回来，这对于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而言，效果甚微。

林纪说，除了疏解部分非首都功能以外，只有将部分具备磁铁性质的首都核心功能外迁，如一些国家级的会议会展中心和文化设施、中央和国家部委的一些机关部门、重点高校与综合医院、央企国企外企总部、以及国家科研单位等迁入雄安，并辅以各项优惠政策和条件，才能形成独立且持续的磁极，也才能拥有稳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如此，不仅雄安的可持续发展再无后顾之忧，北京的大城市病也将一朝得解。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对本网说，雄安新区之所以十分独特、与众不同，重要原因便是其在天然地理与人员配备两方面，都拥有“金三角”的稳固优势，因而可以确保其受惠京津、比肩深沪，远离个别地方新区所遇之“空城”困境。

“在地理层面，雄安新区身处三重三角之中。”刘英说，首先，雄安距离北京、天津、石家庄各100多公里，位于京津冀大三角的核心腹地;其次，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又自成保定市内的黄金小三角，而保定历史上就是拱卫首都的行政中心;最后，北京、雄安、通州又构成首都圈“新三角”，分别承担首都核心功能区、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承载地、北京行政副中心的职能。

刘英续称，雄安新区的人员配备亦颇具深意。“目前，河北代省长为曾任深圳市长的许勤，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为曾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雄安新区临时党委书记则是曾任天津滨海新区区委书记的袁桐利。如此，便可确保雄安新区建设汇集深圳、上海、天津的成功经验，同时汲取三地在探索过程中发现的不足。”

随着中央宣布设立雄安新区，白洋淀流域脆弱的生态环境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专家学者表示，从生态环境承载力上看，依照传统模式兴建新区，则当地生态环境必然崩溃。雄安新区必须打破常规探新途，打通白洋淀流域的上下关节，恢复其自然的生态系统，建立有“田园城市”质素的“智慧城市”。

新华网此前曾报道称：“雄安新区生态环境优良，紧邻华北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河湖水系比较发达，森林、植被、湿地等生态系统较为完备;资源承载能力较强，地质条件整体稳定，水、地热等资源非常丰富，适宜开展城市的规划建设。”对此，河北大学跨学科研究课题组牵头人贾慧献副教授对记者说：“官方的看法，是相对于京津冀及其他城市群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而言。实际上，雄安新区所在的大清河流域包括白洋淀在内，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白洋淀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支撑。这个被冠以“京津之肾”的华北最大内陆湖，上接九河，下通海河，直入渤海。然而，近几十年来，白洋淀水量锐减，成为一个上无活水、下不通海的死湖。

早在几年前，贾慧献所主持的河北大学跨学科研究课题组，就开始对白洋淀流域的生态环境展开调查。他曾经呼吁，打通白洋淀流域的上下关节，恢复其自然的生态系统。贾慧献对记者说：“借雄安新区建设东风，恢复白洋淀水文生态环境，使上游九河顺，下游海河通，是保证‘国家大事，千年大计’宏伟构想安然着陆的第一招好棋。”

“雄安新区与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一样，定性很高，是国家级特区属于第一级别。雄安新区不像其他特区处于沿海而是沿湖。”河北省社科院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陈璐对记者说，“雄安新区建设目标，是绿色、智慧、低碳新城，不可以用传统造城模式看待，也不能用传统的耗能方式和标准来裁量雄安未来的耗能。”

贾慧献指出，雄安新区建设远期目标是2000平方公里，规模大过深圳市。如果按照传统的思维模式，把一个深圳大小规模的城市拷贝到雄安，雄安的生态环境“必然要崩溃”。陈璐则称，“新区的规划，一定是一个打破常规的规划。节能环保的城市运营模式和生活方式，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次革命性的启蒙。”

疏解非首都功能，是雄安新区最直接功用。不过，贾慧献认为，研制药方根治中国大城市病进行临床试验，探索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新路径，才是雄安新区真正的意义所在。

“雄安新区最显著的标签是‘智能城市’，‘智慧城市’首先应具有‘田园城市’的质素。未来的雄安新区，应该保留适当的农田，由农田通过人工园林向新城过渡，形成一个生态环境梯度。这个地方不会有高楼林立，在一片田园风光中，应该能够欣赏到‘长河落日圆’”。他觉得，雄安新区三县(雄县、容城、安新)功能应该区隔鲜明，城市模块相对独立，而不应该连接成一张大饼。

“雄安新区设立，是恢复白洋淀大区生态环境的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陈璐说，“雄安新区的规划从京津冀大生态系统着眼，要考虑到与北京、天津、保定以及周边城市群的生态环境和谐一致，使其成为京津冀谐调发展交响曲中的一个乐章。”

按照中央定位，雄安新区将集中承接非首都功能，但更重要的任务是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示范区。没有深圳湾和黄浦江对岸的繁华，身处河北腹地白洋淀方圆200-2000平方公里的雄安新区，靠什么自我造血、自主创新，成为新一轮制度创新高地和改革试验田，探索出中国创新驱动新型城市的建设模式?本网记者日前采访多位权威专家，寻找雄安新区的改革之路。

中国的造城能力毋庸置疑，在三五年内短平快地建设一座漂亮的新城，再依靠行政指令让央企、大学、科研机构等企事业单位搬迁入驻，并非难事。显然，雄安新区的难点不在于建设。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特区充当了改革开放的窗口与试验田，并有力带动珠三角崛起;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浦东新区侧重综合改革和金融，带动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第二极。那么，雄安新区更重要的意义是成为新一轮改革创新的先行者，通过不同领域的改革尝试，不仅改变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格局，更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探索路径，释放新一波改革红利。

“如果脱离改革这一法宝，只是简单的资源转移，雄安新区的想像空间将十分有限，甚至陷入曹妃甸式的困境。”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看来，距离雄安新区200多公里的唐山曹妃甸，早在十多年前就被设立为新区，希望依靠钢铁、煤炭等大型工业拉动发展，结果反受其累，如今却沦为空城，最大教训就是重投资、轻改革。

刘胜军表示，深圳和浦东奇迹的背后，是踏准了第一轮、第二轮改革浪潮的节奏，他们引领改革，改革又成就经济奇迹。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启动的第三轮改革，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全面改革，让创新、消费、新型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取代过去的房地产、出口和投资，雄安新区所进行的改革探索也将围绕此展开。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员郑联盛则认为，深圳、浦东的发展更多体现“开放”导向，大部分改革围绕“开放”进行，是过去改革开放近40年的缩影;雄安新区的设立，则体现了从开放主导转向改革主导的探索，围绕内部经济发展新模式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这可能比建设一座副中心更加重要。

长期关注土地财政和房地产问题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赵燕菁认为，雄安新区与周边城市相比，除了成本低，没有任何优势。因此，“住房制度是雄安新区成败的关键。只有制度创新，才能彻底压住住房成本，再辅之以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创造就业，大规模吸引高素质人口和资本进入雄安。”

赵燕菁认为，雄安首要战略目标是用较低的成本提升首都功能的效率，并不须追求像深圳、浦东的经济成就。可以把雄安新区建成专门化的首都区，财政由中央负担，在中央层次实现财政平衡，就毋须依赖土地财政、招商引资，住房采用官邸制。

不过有专家提醒，深圳特区草创时期，没有先例可循，过去计划的规则在“改革”的口号下都能突破。而今天，各项法律已经健全，中国不是惯例法法系，突破现有规则成本极高，可能会是雄安新区推进改革面临的更深层挑战。

中央宣布设立雄安新区，在相距两千公里之外的香港各界密切关注：在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香港有没有用武之地?本网记者采访多位专家均认为，香港在雄安新区规划和建设中大有可为，可发挥金融、专业服务、法治、国际化、公共事务治理五大优势，参与雄安建设，现代化城市管理经验亦可供新区借鉴。专家预见，雄安新区建设势必会走高端路线，香港与内地的合作也可借此改变传统合作模式，走向更高端的合作新模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张燕生接受本网专访时表示，只强调雄安新区的疏解功能太过片面，雄安新区的发展核心是打造中国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因此，香港在雄安新区建设中大有可为，两地合作前景广阔。

张燕生提出，“雄安新区最大的弱点就是经济缺少活力，香港的经济则充满活力，有着极好的市场经济和市场金融机制”。从全球范围看，香港有现代服务优势，内地有现代制造优势，内地和香港互补性最强，合作空间前景无量。过去，内地与香港合作模式其实并不是很好，多是“三来一补”、“前店后厂”的传统模式。“现在内地与香港合作应该迈向高端，这就需要用到香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什么是香港真正的价值所在?这位长期研究两地合作的权威专家认为，金融、专业服务、法治、国际化、公共事务的治理，这五个方面都是香港最大优势，也是内地的短板。这位专家指出，在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内地与香港合作机会很多。若香港与内地在上述五个方面开展有效合作，两地合作有望从传统路径中摆脱出来，形成高端化的新模式。

在张燕生看来，“北京拥有全中国最好的资源、人才、要素。京港两地在雄安新区的合作路径就在于，通过优势互补和要素合作，走向高端，走向规范，走向透明，走向法治，走向现代。”

张燕生指出，在前期规划期间，更多的还是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港企参与机会可能不会过多。“现在雄安还是一张白纸，目前尚属于政府规划设计的阶段，企业入驻需要有足够的政策引导，只有画出蓝图，企业才会进驻。”

他说，“有人说现在的雄安相当于80年的深圳，92年的浦东，现在的深圳和浦东资产比当年升值了无数倍，雄安一定也会增值。现在雄安新区吸引的是能看到未来长期发展大势的战略家。在此展开的两地合作也需要开创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