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接下早报总编辑棒子的吴新迪接受中国组副主任韩咏红的专访，在分作两次的访谈中，他谈到了自己办报的理想、早报所肩负的使命和未来面对的挑战；也分享了他的家庭生活。在有问必答的访问中，却有一个问题难倒了他……

现任《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在2011年接棒，他有时会被形容为“年轻老总”，实际上当年他已48岁，在新闻业的资历长达24年。外人所谓的“年轻”，更多指的应该是“新一代”。

与担任了18年总编辑的原老总林任君相比，生长于60后的吴新迪的确是“新一代”，不仅当前的社会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华文报业从业人员的背景、报社内部氛围与过去都大不相同。

然而，不变的是《联合早报》对新加坡华人社群的文化使命。在社交媒体改写人类沟通方式，传统的“传播者——受众”权力关系受冲击的今天，吴新迪必须以他本人的务实精神，领导团队再塑早报的未来，同时确保一贯的坚持不变色。

“感到一个很重的担子”

约好在办公室采访，吴新迪在我踏进门口、几乎是同时起身走到沙发，准备好回应提问。他的答话都没有开场白，总是直奔主题，神态专注而认真。

谈到两年前接棒时的心情，吴新迪的回答方式可能让一些人感到意外，但在东南亚华人的语境看，又是如此正常不过——他首先强调早报的文化承诺。

他说：“新闻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报纸的角色还比较容易掌握，但是早报除了有报纸的角色，它还兼具文化的使命，这个报纸本身就是一个建构，我感觉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

他清楚意识到，《联合早报》被视为本地的中华文化堡垒。这意味着早报需要与各方面的社会机构保持较紧密的联系，不但报道文化活动，还要支持、主办活动。这份报纸，也因此超越信息传播者与意见交流平台的角色，肩负比一般媒体更大的责任与承担。

“我们需要记得我们的文化使命。这是早报不应该，也不会放弃的角色。”

保留薪火的目的，是将光与热带到未来。在报庆90周年的时刻，90年屹立不倒的成就，也是一种逼视着所有人的压力。早报人需要去思考，再过10年，当早报迈入百岁大关时，早报将以什么姿态来迎接100周年？

吴新迪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后进入《联合早报》，几乎在所有新闻前线都任过职——采访组、政治组、财经组、早报网、《联合晚报》、《新明日报》，他是早报网早期的团队成员之一，也创办过本地华文免费报章《我报》，这些经历让他对“变”与转型习以为常。

“我跟整个报业一起经历了好多相当大的变化，从铅字排版，到电动打字，到我们全面电脑化，又经历了网络时代的来临，然后网络时代发展到web2.0，到公民记者出现，接着又到了社交网站、社交媒体的时代，到现在移动终端化的时代。

“整个报业面对的挑战和机会很多很大，这些改变，使我更加感觉到，早报要怎么样随着科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去转型，这一两年我们得想出一个路线图，它将决定我们未来怎么样庆祝（迎接）早报的100周年。

“老实说，我现在真的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路线图，我只知道，我们需要转型，我们需要改变。”

他十分肯定，未来，内容将继续重要，呈现的方式却可能更重要。阅读报纸需要为读者提供包含了视觉等多种元素的体验，让读者获得网络或其他媒体所不能给予的新收获与满足。与此同时，新闻室的安排与工作流程，也将迎来改变。

“我们的新闻室，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新闻室，我们需要去想一想，让新闻室做一些改变，未来报纸可能仍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平台，但新闻室肯定不能再以报纸为中心来设计了。”

其实，有的前期尝试已在进行中，例如这几年华文报集团成立了omy等新的平台，不久前早报网也推出iPad和iPhone版本。

吴新迪说，10年前没人想到会有iPad的出现，10年后的科技又会带来什么可能性，现在谁也不得而知。他所知道的是，不能被动地等待报纸走入历史的那一天，“我们要想自己怎么样去转型。今天就要开始去想了”。

近两三年本地政治氛围出现变化，一些民众转向社交媒体获取与交流信息，也成为摆在传统媒体面前的一个突出挑战。适应这方面的变化，也是本地报人需要快速掌握的功课。

“客观环境有要求，政府也知道我们的社会必须朝向更有包容性和多元化的方向走，当中就包括了言论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作为一份报纸，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要扮演，我们的挑战是怎么恰如其分地扮演好我们的角色。”

在官方、民众与报社内部新闻业者的期盼这三者间拿捏尺度，报纸“如果走得太靠前，可能引发意料之外的强烈反应，但是如果走得太慢，我们就会被读者遗弃。假如没有人要看我们，我们就失去了作为新闻媒体的价值了”。

可惜，这个度的拿捏没有科学性的量化指标，媒体人只能在摸索中学习。同时吴新迪也提醒说，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报纸，报纸是社会综合现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至于对华文媒体持批评态度的读者，他也希望大家共同珍惜现有的平台，一起努力，朝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向，以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步伐，一步一步地去改。“这需要社会达成共识，而这种共识的形成，不能光凭网上的声音而已。”

至于网络媒体、公民记者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吴新迪自认对专业新闻有信心。

“我经历过音乐卡带的兴衰。在我这一代人里，看到卡带走入历史，但很会唱歌、很会写歌的人、喜欢听音乐的人继续存在。社会需要一些很专业的人，帮社会报道、分析、求证一些事实，也就是说，需要一些专业新闻从业员。公民记者有他们可以扮演的角色，他们与传统媒体并不互相抵触，而是互补。

“挑战只有一点——我们还能不能继续专业地来做新闻，如果我们能继续保持专业，我们就有继续存在的价值。”

“最大的忧虑是留不住人才”

因此，解决困难必须求诸于内，报纸需要与时并进，适应读者的需要。在2011年领导层换班后，早报同仁感觉新老总更强调新闻的实用性，以及新闻与生活的紧密结合。

而他最大的忧虑是——吸引不到和留不住足够的人才。“现实就是对华文有兴趣的人越来越少，而对华文有兴趣、能够掌握好华文的人来说，外面的天地那么大，机会那么多。早报可能只是他们所考虑的其中一个机会而已。”

吴新迪把争取人才与吸引读者归纳为两个方面，“如果第一个无法解决，第二个就肯定是一个问题。如果第一个问题解决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

对此，报馆需要做的，一是除了确保薪金有足够吸引力，还得让资深同事感到受肯定，年轻同事的干劲得到充分发挥。

曾与吴新迪直接共事的人大概都知道，他是忠实的团队工作支持者，坚信在团体工作中，一加一大于二的道理，认为领导应该创造让大家能够合作的环境；在日常生活中，他则是平易近人，甚至是“可以顶撞”的上司。

他解释说：“新闻工作者是难管的。但是往深层想一想，工作上我们要求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操作者，而独立的操作者需要有批判性和独立思想，你不可能要求他在做新闻的时候有批判性，面对管理时就完全接受指示。所以同事会问很多问题和提出想法，这是我们新闻室的一部分。”

吴新迪有两个年龄分别是17岁与18岁的女儿，妻子多年前也在早报工作，现在是家庭主妇。总编辑工作很忙，平日晚上没有公务应酬时，他会开车回家与家人吃晚餐，之后才回报社主持工作，一般工作到凌晨一两点。

只要善加利用时间，他相信新闻人依然能有幸福的家庭生活。两个孩子都习惯了爸爸平时很少在家，但是遇到周末与假期，她们会先确定爸爸有没有安排，才与朋友出去玩；换言之，优先权是给爸爸的。

吴新迪是个很重视家庭的人。记得几年前他到北京出差，一次有余下时间，他突然说想找王府井的某家老餐馆，原来那里有他与妻子拍拖时的回忆。出门在外，见到好吃好玩儿的，他也会记下地名“下次带家人来”。

因为他的时间紧张，所以采访分两次进行。他是有问必答的受访者，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一天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他静下来，认真想了一阵子，接着带着自己也不可置信的笑意对我说：“竟然被你这个问题难倒了。”时间有限，他说，他再去想想后才告诉我。但记者已经得到了另一个的答案——受访者没有随意编个答案唬弄记者，或者用权力或经验，狡猾地将问题挡开。

“每天最快乐的一件事”其实是个哲学问题。吴新迪的风格，是不执著于哲学问题。他的所谈、所说、所做，更符合的是效率、可行、直接的原则。

在官方、民众与报社内部新闻业者的期盼这三者间拿捏尺度，报纸如果走得太靠前，可能引发意料之外的强烈反应，但是如果走得太慢，我们就会被读者遗弃。假如没有人要看我们，我们就失去了作为新闻媒体的价值了。——吴新迪